美國的茫然 中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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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茫然 中國的崛起

齊之豐  22.05.2015 20:29

華盛頓—

在依然是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美國，政界和外交界眼下正在為一種不知所措的茫然所困擾。

“美國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國家’嗎？”這個問題能夠成為一個真問題，並且成為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美國外交和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威爾遜中心舉行的一場研討會的話題，可謂這種茫然的反映或證明。

美國前首席外交官馬德琳•奧爾布萊特應邀在威爾遜中心闡述她對美國是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國家”這樣的問題的看法並回答與會學者和聽眾的踊躍提問，則似乎是顯示了這種茫然在美國的普及。

一代人之間形勢陡變

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這種說法誕生於1990年代，最先是1992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克林頓提出，後來擔任克林頓政府國務卿的奧爾布萊特給予多次闡述和發揮。於是，“不可或缺的國家”這種說法就被許多人與奧爾布萊的聯系起來。

1990年代，冷戰剛剛結束。一度不可一世、核武庫之大超過美國的蘇聯共產黨政權倒台，美國成為世界上毫無爭議的唯一的超級大國。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共對要求民主的示威者的血腥鎮壓，當年一度跟自由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理念競爭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名聲掃地。

那是一個被普遍認為是美國充滿自信的時期。美國國務院前官員弗蘭西斯•福山在那時發表論文，出版書籍，提出所謂的“歷史的終結”的說法，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勝利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美國一些所謂新保守主義人士則表示，世界又進入當年羅馬帝國全盛時期的那種境界，華盛頓就是當年的羅馬，美國的實力和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感召力無可匹敵，美國可以更為大膽、更為自信地重新安排世界秩序格局。

然而，在接下來的20來年的時間裡，也就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世界形勢又發生巨變。美國在冷戰結束時的那種欣喜、樂觀、自信的情緒如今已經基本上煙消雲散。歷史沒有終結，而是掀開了新的、令人驚奇甚至令人困惑和不知所措的一頁。美國是否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於是成了一個嚴肅的問題。

在威爾遜中心舉行的研討會上，奧爾布萊特首先就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國家”的說法提出了辯解和說明。

顯然是由於時代的變遷和“不可或缺的國家”這種說法的特殊來歷，奧爾布賴特感到有必要對這種說法作出說明和解釋。她表示，在克林頓總統當政時，美國一直強調所謂的“不可或缺的國家”意味著與盟國的伙伴關系，意味著保持參與，跟其他國家合作，而不是說美國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單槍匹馬自行其是。

然後，奧爾布賴特話鋒一轉道：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找到合作伙伴，弄清你在跟什麼人打交道，這變得更為復雜起來。但我毫不懷疑，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很多場合，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場合說過，除非美國保持參與，否則就會一事無成。我認為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究竟可以在什麼地方切入。”

如何應對中國的茫然

作為美國前首席外交官，奧爾布賴特在這裡說的這番話可說是高度概括，也是高度外交辭令。她的話引發與會的一位從事美國外交政策研究的教授發出感概：現在從事外交不容易，因為朋友不像朋友，敵手卻想做朋友，原先的盟友/敵手的概念是否已經過時，需要拋棄。

確實，在當今世界，各方各國利益錯綜交織，難分難解。就具體就美國而言，伊朗在很多問題上挑戰美國的利益，但在應對殘暴的伊斯蘭國的問題上似乎又跟美國立場相似。俄羅斯在烏克蘭挑戰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所主導的歐洲和世界秩序，但在應對北極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又跟美國合作。

在討論美國是否依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的問題時，美國和中國的關系則更是讓許多美國人感到茫然。美中兩國經濟現在已經緊密相連。但在許多人看來，崛起的中國借助其龐大的經濟力量和迅速增長的軍事力量，似乎是在從多方面挑戰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並試圖跟美國分庭抗禮，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

在討論美國是否依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的問題時，究竟應該如何看中國？對一位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目前依然在華盛頓的喬治敦大學教授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奧爾布賴特給出了一個意味深長、意蘊豐富的教授式回答：

“美國跟中國的關系是一種復雜的關系。我們有許多共同點，有許多希望合作的事情。但雙方也有競爭。現在的實情是，在美國和中國政界都有人謀求軍事預算上升，並以此獲益。我想，確實是有人感到威脅。 …中國確實是在許多方面，通過許多方式咄咄逼人。問題是，美國要如何做出反應？”

奧爾布萊進一步解釋說：

“我們需要小心而靈巧處理的是弄清在什麼問題上我們可以合作，在什麼問題上我們要競爭。但我國還是要說，我認為我們需要反省，需要明白我們彼此需要。我還是要說，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並不是說要單槍匹馬自行其是。當今世界體系非常復雜，大國需要合作。我認為美中兩國關系是相互依存的，雙方需要一起解決問題，同時要認清彼此的政治問題。”

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如何應對中國，顯然是美國政界、外交界、以及研究政策和外交問題的美國學者窮於應對的一個大問題。

美國政界和外交界眼下相當普遍的共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使美國以及全世界其他國家獲益甚多；然而，美國如今在維護這一世界秩序方面遭遇諸多的挑戰，如來自無視國界的恐怖分子的挑戰，來自伊斯蘭國的挑戰，來自伊朗的挑戰，來自俄羅斯的挑戰，來自中國的挑戰，等等。

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隨時可能超過美國或已經超過美國。隨著經濟發展，中國軍力發展迅速，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對現有的國際秩序以及航行自由的權利構成挑戰。因此，來自中國的挑戰讓許美國人更為在意，更為重視。近一段時間以來，如何應對中國的辯論在美國變得越來越激烈，聲音越來越大。

長期研究國際秩序問題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艾肯貝裡對美國眼下正在展開的這種辯論了然於胸，並提出了如下的概括總結：

“一種看法是強硬派、保守派的，認為我們應當重新考慮美國跟中國接觸的政策，重新考慮我們歡迎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政策。因為中國不僅僅是搭免費車的問題，而是利用國際體系來獲得好處，發展自己，並…采納這種體系的做法來超越美國。保守派認為應當遏制中國。他們在考慮的問題是，我們是應當幫助中國崛起？還是應當設法拔掉插頭，不再向中國轉讓技術或提供援助？我不知道強硬派是否會提出把中國請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主張。但強硬派的觀點是，我們絕對要設法遏制中國。

“另一派的觀點認為，中國跟世界體系接觸，正在以它自己所沒有預料到的一些方式改變自己，從而倒逼了中國改革。現在中國試圖將人民幣變成國際市場上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將來成為儲備貨幣。但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就需要發展金融市場，建設配套制度規章，以及法治。中國要成為一個金融大國，就必須進行一些基礎的建設，創建更多的法治。中國就這樣發生改變。”

艾肯貝裡教授認為，這種辯論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非常重要，而且也有可能成為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的一個話題。

那麼，對相互對立的上述兩派觀點，他認為哪一派的觀點更有道理呢？艾肯貝裡教授就此提出了一種幽默的回答：

“我持第二種觀點。強硬派的觀點是，把中國迎入全球體系等於是把白蟻放入現有的世界秩序中。我的觀點正相反，我認為我們是把白蟻放入他們的秩序當中。現在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找到那些白蟻在哪裡。”

茫然依然是茫然

通過將中國引入國際體系，從而促成中國的變革，使中國逐步擺脫一黨專制獨裁，變成一個更為正常的國家，這是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力主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提出的觀點。

然而，20年過後，中國以及美國許多批評者抱怨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獲得重大經濟好處；中國在無視甚至壓制政治改革、法治、人權的條件下獲得的經濟大發展，使堅持一黨獨裁的北京政權財大氣粗，變得更為驕橫；與20年前相比，中國在自由度和法治狀況更差。因此，在這些人看來，美國當初期望將北京迎入世界體系從促成中國走向更大程度的民主和自由完全是一廂情願，甚至是適得其反。

對批評者的這種意見，艾肯貝裡教授又有什麼話要說呢？

他說：“我明白這一點。中國的情況是很糟糕。但歸根結底，外部世界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我確實是認為，有一個蓬勃健康的、自由的國際秩序，立足於這些全球性的原則，如透明性，法治，問責制，同行審議，這些都是在思考中國問題時的全球性的尺度。

“到時候，中國會感覺有必要走向更為更開放、更為對公眾負責的方向。但中國還沒有進入那種境界。確實，中國當局依然在奉行鎮壓，對中國國內那些大膽敢言的人構成威脅。但歸根結底，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我們必須決定我們到底是想在一個什麼樣的國際社會中，如何使國際社會盡可能地健康，充滿活力。而到時候中國也要決定，到底是加入還是不加入這樣的國際社會。”

顯然，艾肯貝裡教授在這裡的弦外之音是，至少就他而言，他現在還不知該如何應對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