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何謂中國人？
要成為中國人為何如此困難 / 劉柏川 (Eric Liu)
無論我怎麼努力，就是無法成為中國人。
一開始它只是一個思想試驗：我想知道作為華裔移民的兒子，我怎樣才能成為中國公民。於是我打電話給最近的中國領事館，結果卻迷失在了無人接聽的語音信箱迷宮裏。領事館的網站說明瞭簽證申請流程，但沒有提及入籍問題。
隨後，我明白了為什麼要找到一個答案是這麼的困難：北京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諮詢入中國籍的問題。
最後結果是，我從中國的《國籍法》裏找到了一個入籍程式。但是走了這一程式的人少得出奇：2000年的中國人口普查僅僅算上了941名入籍公民。
但是假設說，我決定習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充實自己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知識，移居中國並且在那裏了此餘生。就算是這樣，就算我身上有傳了數千代的中國基因，我仍然不會被接納為真正的中國人。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清晰地認識到，在這個所謂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時代裏，我們美國人為什麼不用太過擔心。無論中國的GDP變得多麼龐大，美國仍然擁有一個深遠且持久的競爭優勢：美國會讓中國人成為美國人，但中國不會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
中國也並非特別有興趣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中國這個操作系統並不歡迎、包容移民並向移民賦權，以重新界定“中國性”的意義。這意味著，中國在21世紀的一個關鍵維度上落後於美國，那就是包容多樣性，並通過組合多種文化“部件”來創造出偉大的事物。
比如，中國官方媒體今年早些時候把即將離任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Gary Locke)形容為外黃內白的“香蕉人”。這個首位華裔美國駐華大使、前鷹級童軍(Eagle Scout)、前州長及商務部部長究竟做了什麼而被贈予這樣一個綽號？他只不過做了他的本職工作：代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即便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與中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矛盾時也是如此。
這一事件表明，中國統治階層的一些精英人士不願或不能將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區分開來。以“香蕉人”譏刺駱家輝所暗含的前提是，一名華裔，即便是在美國出生長大，也必須在本質上忠於他的祖國中國。這一假定或許可以稱之為浪漫，或者說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但它決不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觀點。
與此同時，就在駱家輝返回美國的幾周後，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播出了一部名為《初來乍到》(Fresh Off the Boat)的新情景喜劇，是根據華裔美國廚師黃頤銘(Eddie Huang)的回憶錄改編的。許多華裔美國人高興地表示，這是美國的重要電視節目首次以中國大陸或台灣裔家庭為故事中心，也是自1994年亞裔美國人趙牡丹(Margaret Cho)在黃金時段情景喜劇《美國女孩》(All-American Girl)中擔任主角以來的首次。
更令人信服的是這部情景喜劇背後的真實人生。在一個移民家庭長大的黃頤銘叛逆不羈，是一個嘻哈文化的愛好者，也是一位對“香蕉人”等標簽不屑一顧（或許是由於他認為自己膚色太黑）的冷漠學生。他一度屈從于父母的期望，成為了一名律師，但隨後辭職，並在紐約曼哈頓下東區開了一家餐館，所賣的食物植根於他童年時期的台灣家庭烹飪。
美國生活的重要一點是接納許許多多像黃頤銘這樣的人，並讓他們把說唱歌手、美食家、追逐時尚者以及更多元素的風格融合在一起，從而重新定義“美國人”。這就是美國的巨大優勢。但我們的包容性公民生態系統不會自我更新，必須得到持續的培育。
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帶來被我稱為中美結合的風格：用一點兒集體主義削弱純粹的個人主義；給植根於權利和自我表達的社會增加一點兒矯正性的責任和禮儀；關注背景和歷史，而不只是當下的潮流。
這種融合可能在第二代——在文化交集中長大的中國大陸和台灣移民的孩子——身上有最好的體現。想想看全美家傭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的創始人、駐紐約的蒲艾真。她無畏地為貧窮的有色人種婦女勞工發聲。多麼美式。但是她用的是愛的語言、代際關懷和家庭責任來這麼做。多麼中式。
還有Zappos.com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謝家華(Tony Hsieh)。他把公司搬到了破舊的拉斯維加斯老城區，並且投入了3億美元的個人財產來改造這個地方。他的目標是在也許是該國最具個人主義傾向的地方培育社區——美式的大膽，中式的深度。
外國人入中國籍難，就隨它去吧。當前的大競賽並非真正地發生在中美之間，而是發生在死氣沉沉的純的幻覺和有推進力的雜的現實之間。如果我們作出正確的選擇，我的國家就仍將勝出。
（劉柏川為公民大學(Citizen University)創立者及作家，他最近的新書名為《華裔美國夢》(A Chinaman's Chance)）
一開始它只是一個思想試驗：我想知道作為華裔移民的兒子，我怎樣才能成為中國公民。於是我打電話給最近的中國領事館，結果卻迷失在了無人接聽的語音信箱迷宮裏。領事館的網站說明瞭簽證申請流程，但沒有提及入籍問題。
隨後，我明白了為什麼要找到一個答案是這麼的困難：北京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諮詢入中國籍的問題。
最後結果是，我從中國的《國籍法》裏找到了一個入籍程式。但是走了這一程式的人少得出奇：2000年的中國人口普查僅僅算上了941名入籍公民。
但是假設說，我決定習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充實自己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知識，移居中國並且在那裏了此餘生。就算是這樣，就算我身上有傳了數千代的中國基因，我仍然不會被接納為真正的中國人。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清晰地認識到，在這個所謂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時代裏，我們美國人為什麼不用太過擔心。無論中國的GDP變得多麼龐大，美國仍然擁有一個深遠且持久的競爭優勢：美國會讓中國人成為美國人，但中國不會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
中國也並非特別有興趣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中國這個操作系統並不歡迎、包容移民並向移民賦權，以重新界定“中國性”的意義。這意味著，中國在21世紀的一個關鍵維度上落後於美國，那就是包容多樣性，並通過組合多種文化“部件”來創造出偉大的事物。
比如，中國官方媒體今年早些時候把即將離任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Gary Locke)形容為外黃內白的“香蕉人”。這個首位華裔美國駐華大使、前鷹級童軍(Eagle Scout)、前州長及商務部部長究竟做了什麼而被贈予這樣一個綽號？他只不過做了他的本職工作：代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即便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與中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矛盾時也是如此。
這一事件表明，中國統治階層的一些精英人士不願或不能將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區分開來。以“香蕉人”譏刺駱家輝所暗含的前提是，一名華裔，即便是在美國出生長大，也必須在本質上忠於他的祖國中國。這一假定或許可以稱之為浪漫，或者說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但它決不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觀點。
與此同時，就在駱家輝返回美國的幾周後，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播出了一部名為《初來乍到》(Fresh Off the Boat)的新情景喜劇，是根據華裔美國廚師黃頤銘(Eddie Huang)的回憶錄改編的。許多華裔美國人高興地表示，這是美國的重要電視節目首次以中國大陸或台灣裔家庭為故事中心，也是自1994年亞裔美國人趙牡丹(Margaret Cho)在黃金時段情景喜劇《美國女孩》(All-American Girl)中擔任主角以來的首次。
更令人信服的是這部情景喜劇背後的真實人生。在一個移民家庭長大的黃頤銘叛逆不羈，是一個嘻哈文化的愛好者，也是一位對“香蕉人”等標簽不屑一顧（或許是由於他認為自己膚色太黑）的冷漠學生。他一度屈從于父母的期望，成為了一名律師，但隨後辭職，並在紐約曼哈頓下東區開了一家餐館，所賣的食物植根於他童年時期的台灣家庭烹飪。
美國生活的重要一點是接納許許多多像黃頤銘這樣的人，並讓他們把說唱歌手、美食家、追逐時尚者以及更多元素的風格融合在一起，從而重新定義“美國人”。這就是美國的巨大優勢。但我們的包容性公民生態系統不會自我更新，必須得到持續的培育。
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帶來被我稱為中美結合的風格：用一點兒集體主義削弱純粹的個人主義；給植根於權利和自我表達的社會增加一點兒矯正性的責任和禮儀；關注背景和歷史，而不只是當下的潮流。
這種融合可能在第二代——在文化交集中長大的中國大陸和台灣移民的孩子——身上有最好的體現。想想看全美家傭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的創始人、駐紐約的蒲艾真。她無畏地為貧窮的有色人種婦女勞工發聲。多麼美式。但是她用的是愛的語言、代際關懷和家庭責任來這麼做。多麼中式。
還有Zappos.com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謝家華(Tony Hsieh)。他把公司搬到了破舊的拉斯維加斯老城區，並且投入了3億美元的個人財產來改造這個地方。他的目標是在也許是該國最具個人主義傾向的地方培育社區——美式的大膽，中式的深度。
外國人入中國籍難，就隨它去吧。當前的大競賽並非真正地發生在中美之間，而是發生在死氣沉沉的純的幻覺和有推進力的雜的現實之間。如果我們作出正確的選擇，我的國家就仍將勝出。
（劉柏川為公民大學(Citizen University)創立者及作家，他最近的新書名為《華裔美國夢》(A Chinaman's Chance)）
http://yp.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tory/10823912/article-%E3%80%8A%E5%8D%81%E6%96%B9%E6%B2%99%E9%BE%8D%E3%80%8B-%E6%88%91%E6%98%AF%E8%AA%B0%EF%BC%9F-%E5%85%A9%E4%BB%A3%E8%8F%AF%E8%A3%94%E7%BE%8E%E4%BA%BA%E7%9A%84%E7%B6%93%E6%AD%B7%E5%92%8C%E6%80%9D%E8%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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