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社評：香港政治僵局的代價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當英國和中國在1984年達成移交香港主權的條款時，中國方面同意，香港將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管治。
這意味著中國將允許香港擁有比內地更高程度的政治自由。但北京方面保留了未來決定香港可以實行什麼選舉制度的權利。經過一段時間的不確定性之後，中國作出了決定。香港市民將可以選舉產生自己的領導人——但前提是他們接受有中國特色的民主。
中央政府選定的曲折選舉過程，在字面上符合《基本法》(Basic Law)，但也是該法所允許的“民主”的最蒼白形式；中英在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之前簽署的《基本法》，堪稱香港的小憲法。根據這份檔，北京方面同意讓香港市民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即該市的市長。
周日公佈的決定在字面上符合這個承諾。但這個提議構成一種減弱的民主。全國人大要求，競選2017年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必須得到一個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至少50%成員支持。提名委員會由大約25萬個人和組織選民選舉產生，在構成上大部分是親北京的。
這個決定確保敵視中央的候選人將在有機會號召選民之前被剔除出局。只有那些“愛國”的候選人才有望參選。通過這一關的候選人然後將由全體選民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投票表決。
中國本來可以提供更大空間。畢竟，中央是具有批准行政長官選舉結果的最後決定權的。沒錯，在選舉之後動用這種否決權，總會面臨挑起一場憲法危機的風險。但多數人承認，香港選民相當務實和現實，不至於拿香港的繁榮當兒戲，選舉產生公然對抗北京的行政長官。
可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激進性質似乎讓中國感到不安。北京的領導層對香港在6月舉行的民間公投感到不快。那場公投要求獲得的選舉自由超出了中央願意授予的程度。
很清楚的是，中國將信守它在簽署《基本法》時承擔的義務。中國領導人不希望損害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希望自己面臨不履行國際協定的批評。但他們不會在最低限度的範圍外跨出一步。
這使香港市民面臨一個艱難選擇。他們可以接受中央塞給他們的夾生麵包。或者，他們可以通過不讓這項提案在立法會(Legislative
Council)得到三分之二支持來否決它。那將讓他們保留現狀。
北京方面似乎不太可能從目前的立場後退。但是，它應該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正在遭受的損害。它激起了香港溫和派的反對情緒，甚至激怒了那些明白自治總會有限度的人。它堅稱自己對香港的事務有決定權，很可能在臺灣引起注意，臺灣很多人可能得出結論認為，與中國大陸靠得太近是危險的。最重要的是，它削弱了旨在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商業和金融中心的獨特屬性的“一國兩制”原則。這是中國不需要的局面。
譯者/何黎
香港的相對衰落已經開始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利剛
近期香港的“普選”之爭，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當前試圖用“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運作，進而來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範並同意泛民提議的普選提名程式，同時也在提升香港的政治風險，並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治風險的飆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未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佔領中環”運動將使一部分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對抗走向公開化。發起這一運動的目的是，如果特首人選最終不能由公民提名產生，將發動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預演其實已經發生。如果北京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關於選舉方案的詮釋不能滿足或遷就泛民主派所提出的特首提名方案，泛民將發動更大規模和持久的“占中”運動。與此同時，“反占中，爭普選”遊行和活動也此起彼伏，凸顯了香港社會中的政治割裂在加深。
其實，香港政治對峙的惡化已經影響到財政預算的通過，制約了政府實施緩減通脹的紓困政策執行以及相關基建撥款。若香港僅有的逆週期財政政策不能順利落實，香港的經濟將受到負面影響，加重貧富不均，加深社會矛盾。例如，立法會的“拉布”（即立法機關裏少數派拖延法案的一種戰術）事件，推遲了政府2014-2015年度約390億港元的財政撥款，其相當於香港GDP的1.8%。
儘管香港的很多居民認為香港對大陸的開放影響了自身生活品質，但不可否認，香港與大陸關係的加深，對於香港的發展也至關重要。香港金管局在2007年做出的一項研究也表明，香港在很多傳統指標上，尤其是外匯和債券市場的深度上，與很多傳統金融中心差距很大，但依託於一個較大的經濟母體是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關鍵要素。此份報告表明，如果中國大陸的資本帳戶開放程度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達到美國的水準，香港通過金融產業對大陸的“出口”將比目前的水準提高數倍。事實上，在這項研究做出的2年後，人民幣離岸市場在香港開閘，在幾年的時間內高速發展，為香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毋庸置疑，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需要依託大陸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不能與內地達成和諧的政治生態，未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將受到嚴重削弱。這一過程中，作為香港最為關鍵的競爭對手，上海將是最大的贏家。
翻開兩座城市的歷史，都有著從小漁村向殖民地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涅槃歷史；但更加重要的是，兩座城市的發展與衰落都沒有離開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也正是由於前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政治穩定，才出現了兩座城市的迸發力量。
從海外投資者的角度來說，香港和上海各有優勢，但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上海正在迎頭趕上。
從人均GDP來看，上海的人均GDP從80年代初的1800美元，猛升至2013年的近15000美元，上漲了超過8倍，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在這段時間增加了6.5倍，到2013年為3.8萬美元。從這一水準來看，上海的人均GDP僅為香港的40%，但考慮兩地的人口差異（上海人口幾乎是香港的3倍），上海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香港，而上海的年均經濟發展速度幾乎為香港的兩倍，這樣的趕超效應將十分明顯。即使香港引以為傲的金融業，上海也在快速地逼近香港。以銀行業總資產為例，香港的銀行業總資產到今年5月份達到了17.7萬億港幣，約合14萬億人民幣，而上海到2013年年底的銀行業總資產已經超過了12萬億元。考慮到香港銀行業的主要客戶來自于中國大陸，這樣的一個融資水準也表明上海在傳統金融能力上已經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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