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牌（三）：抗命世代
張潔平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9月09日
「現場的示威者請留意，這是警方發出的警告：你們正在進行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活動，違反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7條規定，你們可能會被檢控。」
淩晨兩點，高音喇叭傳出的嚴厲男聲一遍遍地急促重複，壓向坐在馬路中間的每一個人。沒有人動。人群也幾乎沒有起伏。五六百人靜靜地坐著，街燈明亮的暖光，照得每一張面孔都輪廓分明──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那麼年輕。
這裡是7月2日 的中環遮打道。剛剛過去的白天，15萬香港人喊著「我要真普選」、「梁振英下臺」的口號，從烈日與暴雨中的維多利亞公園一路走到夜色中的這裡，創下10年來這座城市遊行規模的最高紀錄。
與以往不同的是，許多人並沒有就此散去。在遊行的終點，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發起了「公民抗命後續行動」。這個由全港各大學學生會聯合而成的學生組織，決定在不提前向警方申請的情況下，從7月2日 零點開始，通宵佔據遮打道直到7月2日 早晨八點。不提前申請意味著行動違法，會面臨拘捕乃至檢控。而視此行動為「抗命」的人們並不打算反抗。
這也是自2013年3月「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以來，它所提倡的以公民抗命爭取普選的行動理念第一次被實踐。實踐者，不是運動的發起人——他們認為「時機未到」，行動還缺乏理據——而是一群20歲出頭的年輕人。
零點將至，周圍的街巷裡員警漸漸多了起來，大學生走上白天遊行留下的主舞臺，面對台下沒有離開的民眾，誠懇以告：「留在這裡不是消遣，留在這裡會被人抓，被人告，不是開玩笑的。這就是『抗命』。如果決定留下，請大家做好心理準備……保持冷靜，互相守望，不做反抗。」
在後台的陰影裏，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告訴我，香港爭取了這麼多年的民主普選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他們不可以什麼都不做，乾等命運降臨。他說：「如果還是在一個已經僵化的體制裏去跟他博弈，實在很難有significant
progress（大的進展）。時機不是靠等待，是靠爭取。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和這個體制對抗，去拿回我們本來就應得的民主權利。學生就該是這股抗爭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今天走出來，我們學生，其實責無旁貸。」
他的黑色眼鏡在汗水裡東倒西歪，臉上還留著沒有刮乾淨的胡茬，但講起話來，卻有一種同齡人少見的深思熟慮的平靜。
周永康1990年出生，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三年級學生，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主席，4月才被推選為學聯秘書長，7月2日 就站在這裡，參與和帶領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們預備好了承擔責任，付出代價」，他抹一把汗，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表情莊嚴而緊張。
一、
一直以法治、秩序自我稱許的香港，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像現在這樣，激進的「公民抗命」成了全城都在討論的話題，進而成了許多人孤注一擲的選擇。
這是埋藏了30年的懸念揭幕的時刻。香港2017年到底能否如人大在2007年承諾的那樣，爭來民主普選？幕布背後是北京的答案，答案背後卻牽動著這座城市累積多年的民情變化、世代更迭、以及人心向背。
8月初，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一份民調曾提問，「如果政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案會造成政治篩選候選人，令不同政見的人不能夠參選，你是否接受？」60%的受訪者表示寧可不接受，希望立法會否決方案；而31%的受訪者則支持拿到手再說。其中，18至39歲的年輕人中，不接受的比例高達80%。
如果比較2005年、2010年政改的相關民調數據，你會發現，隨著香港社會等待民主的時間越長，人們的耐心越消耗，對北京的信任度越低，民意也越發趨向激進──認為如果沒有真普選就寧可不要階段性政改的受訪者，比例一直在升高，到了2014年幾乎比2010年翻倍，而且首次超過半數成為主流民意。年輕一代，就是這部分民意最重要的基石。
同時，以公民抗命為核心行動理念的「佔領中環」運動，根據2014年1月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教授Michael
DeGolyer所做的調查，得到38％的香港市民支持，54％反對；而在21至30歲的年輕人中，支持率竟然高達69％。
正是在民議如沸時，2014年8月31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全票通過了關於香港政治改革的決議，給香港將要實行的普選定下框架──與其說是「框架」，不如說是詳細定案：明確規定選舉的提名委員會人數按照此前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設立，由工商界、專業界等四大界別構成，在這個人數分配設置明顯親北京和工商界利益的架構中，有意參選特首的人必須要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可能成為候選人，特首候選人數目定於2-3人。而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的定義，即是「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人士不可接受」。
自香港政府從去年底啟動普選諮詢以來，從政黨到民間，從建制派到民主派，香港社會提出過30多種完整的普選方案建議，而人大決議的這個結果，比所有的民間方案、包括被民主派視為最保守的建制派方案都更加保守。這個方案意味著，不受北京信任的參選人無論民望多高，都會被提前篩走。研究民主理論的權威學者、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Larry
Diamond回應香港《南華早報》時稱，這樣的所謂「普選」實際是伊朗的操控式選舉，「坦白講，他們甚至都懶得假裝民主」。
按照法定程式，人大決議之後，這個普選方案仍需由香港政府交回立法會表決，2/3票數通過，才可定案。因此，人大同時表明，如果這個方案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則2017年特首選舉會繼續沿用2012年的代議式特首選舉產生辦法；而2017年之後一直到未來，香港若要實行普選，都必須遵循人大這個方案，決議長期適用。
對坐在電視機前，收看人大記者會直播的香港人來說，這一刻五味雜陳。
最感悲憤的是一直以來「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在有關民主的曠日持久的爭論中，他們一直站在「香港人要什麼樣的普選？」和「北京會不會給？」兩個問題中間，希望取得最大公約數，既維持與中央的良好關係，同時也推進政改，最終達到一個北京可以接受的真普選。在香港政壇，溫和民主派與開明建制派，正是這種「中間路線」最主要的倡導者，也代表著民意主流。
民主派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便是「中間路線」其中一員，他過往的溫和立場甚至常被激進者攻擊為「賣港」。在人大決議宣佈之後，湯家驊在電視新聞節目中忍不住哽咽，他情緒激動地說這是「香港民主進程中最黑暗的一天」，自己「難以接受、非常失望、非常痛心」，也看不到還有任何可以談的空間。
「佔領中環」運動的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這「不光是香港民主運動黑暗的一天，還是一國兩制黑暗的一天」。「佔中」主張只有到了最後時刻，如果沒有真普選，才佔領中環；並把「最後時刻」推至普選方案最終定案之時，把「真普選」的定義放在民主派最溫和的底線「符合國際標準」。戴耀廷一直希望在一個激進的行動想像倒逼之下，可以儘可能拓寬談判空間，他甚至預先為北京可能出臺的中間方案，做好了與激進民意溝通的準備。
然而，「最後時刻」不由分說，轟然而至。
「佔領中環」運動在人大決議後發佈新聞稿：「我們非常難過地說：今天對話之路已經走盡，佔中必定發生。」25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堅稱會發揮立法會內1/3的關鍵少數票，在普選方案交由立法會表決時，集體否決這個方案。學生團體則表態，會以全港大學生、中學生同時集體罷課的行動開啟「佔中」的序幕。
此時此刻，顯得最平靜而決絕的是年輕人。
他和50多個來自全港各個大學的學生代表聚集在學聯辦公室，收看全國人大記者會的現場直播。在這個被書、標語、橫幅、黃絲帶、喇叭，還有捲成一團的床單堆滿的大辦公室，當李飛的官式普通話響起，大多數學生只是一邊低頭刷手機，在電腦上工作，一邊靜靜地聽，彷彿那些話與自己身處的世界並沒有多大關係。有人忍不住，比如在李飛講到「過半數」、「愛國愛港」、「實現普選」等字眼時，學聯常務秘書、香港中文大學三年級學生鍾耀華低聲罵道：「丟──」（粵語粗口），他的女朋友葉詠琳卻在一旁不以為意：「有什麼好『丟』的，幾個月前我已經『丟』過了，這一刻反而輕鬆，因為答案簡單明瞭：香港人，抗命。」
直播開始前，22歲的鐘耀華在Facebook上寫下自己的感受：「在一個有關港人命運的重大決定上，我們依然沒有參與的份兒，居然要靠電視直播來迎候強加於身的命運。三十年前是這樣，三十年後一切如舊。這真是對香港人的羞辱。我們不要再接受京官的耳聽面提，要出來奪回理屬已身的政治主體性。今天是歷史的新頁，往後怎麼寫，得看我們的決心了。」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安排了這次聚會。電視直播結束後，大家紛紛交出手機，用紙袋裝著，集體堆在廁所旁邊的角落——這是近一年多以來學聯開會的新傳統，為了防止竊聽——然後，學聯的第一次罷課籌備大會開始了。在場的50多個同學，正是接下來即將在各個高校發起的罷課行動的主力。在周永康看來，這像是一個儀式，是屈辱，更是奮進。和同學們一起收下「民主」的死亡通知書，也正可以一起丟掉幻想，「讓現實顛覆幻想，逼使港人狠下決心另走一條生路」，他說。
社會運動的研究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把今天的這群年輕人稱為「主流的反叛者」，他說以前在香港搞社運的都是邊緣人，但「現在走出來的很多都是精英學生，用的都是很好的技巧。他們本來應該站在社會裡比較中間的位置，不是偏鋒和激進的人，但卻走出來公民抗命。」
「好學生反叛，就反證社會已經出了大問題了。」羅永生感嘆。
二、
相比中文名，周永康更習慣朋友們叫他Alex。和大陸反腐敗運動的標靶人物同名同姓，讓這男孩沒少被身邊同學開玩笑。「喂，周永康，你不是被抓了嗎？怎麼偷渡到香港來了？」「周永康，又上頭條了喂！」他一律回個鬼臉，賣萌了事。「講真，都不是很清楚周永康是誰……」這個周永康說。
他出生在中產家庭，爸爸是70年代香港大學畢業生，開明謹慎，常常告誡兒子「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媽媽年輕時從大陸到香港，強勢幹練，卻因為見識過共產黨殘酷的政治鬥爭，一聽見兒子說中共的壞話，就緊張得不行。
中學時，周永康算是不折不扣的文學青年，斯文沉默，愛讀小說。他喜歡本土作家劉以鬯，從劉的短篇小說《動亂》裏認識香港的六七暴動，「文學原來可以這樣把歷史記錄下來，讓後人跨越時空去體會」；喜歡錢鍾書、梁實秋，「民國時代這麼紛亂，民國人的生活態度竟然是這樣的」；還有白先勇，「去了台灣的人對中國的想像，那種怨恨糾結，很有味道」……「文以載道」，這是文學吸引他的方式。他成績很好，考進香港大學，讀比較文學，兼修社會學。
在讀大學之前，他對社會運動的參與，僅止於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集會。在中學的一次早會上，歷史老師播放了一部有關六四事件的短片，一向風趣的電腦科男老師在課堂上邊看邊哭了起來，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關1989的影像，深受震撼。「六四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接觸公共領域的門檻，我們絕大部份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都是從六四開始的」，在7月的一次晚餐中，周永康告訴我。
每一個我在學聯遇到的年輕人都這麼說。「我怎麼會接觸政治？第一件事就是六四。每年的五月初，你看一下報章，都會開始講六四，一直到燭光晚會，年年的報章都會報導，十幾萬人啊如何如何。我就在想，哇，十幾二十萬人就去那裡坐著？打機不好嗎？拍拖不好嗎？為什麼香港有班人這麼執著的？為什麼呢？然後就會去找六四是什麼，北京發生了什麼，香港的反應是什麼。……對我來說，這就是啟蒙。」這是鍾耀華的說法。而中學不諳世事，到了大學通識課才開始惡補香港與中國公民社會知識的葉詠琳，參加的第一次社會運動，就是2012年香港市民為六四受難者李旺陽「被自殺」事件抗議的遊行。
周永康說，對1990年之後在香港出生的他們來說，六四同時也是理解中國的起點：「每一年，到了六四那一周，重新看回那些畫面，看當時學生的理想，都會很感動，很受鼓舞。而看到人性被那樣粗暴地踐踏，也會有強烈的情緒……有人講六四事件很複雜，但是人民希望改變國家，國家卻用軍隊來鎮壓，這一點黑白分明。坦白講，我是從六四認識中國，對中國共產黨再不會有什麼好感。」
因為「不愛說話、喜歡讀書」，進港大後，周永康加入了校內唯一一份文字媒體：學生會刊物《學苑》，併當選副總編輯。這一年，正是《學苑》創刊60周年。
作為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學生刊物，1952年創辦的《學苑》關切時局，人才輩出，在港大內外都曾有過廣泛的影響力，從60年代到80年代更是香港學運與社運的重要論述陣地。90年代之後，回歸進程啟動，懷抱理想的大學生很多都離開社會運動，投身新政府或者議會，希望在建制內實現一國兩制所承諾的「港人治港」。《學苑》也隨著學運的退潮而鋒芒減弱，退回一本普通的校園刊物。
然而大時代的塵埃並沒有落定。政治上懸而未決的半民主狀態，在回歸之後不過維持了五六年時間，就誘發了管治危機。非民選的政府和議會無法回應政治意識和本土意識都在覺醒的民意，民意轉而訴諸街頭，社會運動很快就在香港火焰重燃，並且越燒越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立峰和教授陳韜文在2010年的一項研究中指出，今天的香港已經稱得上是社運理論所定義的「社運社會」。
2012年，大學一年級的周永康即使是在校園，也感受到了逼迫近身的政治氣旋：港大學生會遭遇政治滲透與幹擾，頻頻被指責為「染紅」，而《學苑》作為學生會媒體僅能發揮監察作用，難以扭轉局面。這讓周永康坐不住了，他做了好幾期有關新聞自由受打壓、香港人政治覺醒的專題，仍然覺得「只靠文字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要靠行動，如果沒有人上去改革，學生會會墮落很多年……大學都是這樣，又何況整個社會？」說到這裡，他開了個玩笑：「原來這個世界只有魯迅不行，必須得有孫中山。」
2013年，周永康競選學生會，當選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並由學生會進入學聯，因為在港大奮力與前任學生會抗爭的成績贏得了學聯前輩和夥伴們的信任，2014年4月1日 ，當選為新一屆的學聯秘書長。
在香港，加入大學學生會，基本等同於半個身子跨進社會運動，加入學聯，則整個身子都跨了進去。幾十年來，以「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為基本理念的學聯一直是香港學運與社運的急先鋒，早期發動民族主義的保釣行動，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則與中國政府決裂，把原本「建設民主香港」的綱領，改為「建設民主中國」，一直在中國大陸的人權危機中積極發聲抗議，以示香港民主化與中國民主化的密不可分。
加入學生會和學聯之後，周永康買了好多教人怎麼演講、開會、甚至推銷的書，有些是實戰技巧，有些是心靈雞湯，他看得認真，細細劃線。因為一向喜歡寫文不喜歡說話，突然要站在台上演說，激發群眾的情緒，「實在是沒有經驗，不會說soundbite（容易被媒體引用的語錄型句式），甚至連喊口號都不習慣」。
從中學時開始戀愛的女朋友Kawan也不習慣，她說自己明明愛上的是一個文學青年，一起讀書談心看電影，怎麼突然有一天，男朋友就跑到舞臺上，頭綁白布條聲嘶力竭地喊起口號了？在學聯陪周永康開會的某一天，她手裡一邊幫忙編著抗議使用的黃絲帶，一邊嚴肅地告訴我，好幾次站在周永康演講的台下，她都悄悄跟朋友說，「這個人不是我男朋友」。
不過歷史不由人選擇。就在周永康正式接下學聯秘書長的前兩周，台灣大學生佔領了立法院，太陽花學運拉開序幕，並狠狠刺激了正在民主困局中煎熬的香港。
當時正值香港2017普選諮詢期，民間各路方案在媒體中激烈辯論，「佔領中環」運動也因為行動緩慢、立場溫和飽受激進派爭議。3月23日 ，學聯周年大會上，當時的學聯秘書長陳樹暉宣佈，學生不再跟隨「佔領中環」運動的計劃，將會獨立發動、提前佔中，「台灣的運動證明學生可以帶領社會走得更前，香港學生亦不必要等待『佔中』帶領，可以隨時有理據、有時機就行動！」陳樹暉說。
陳樹暉提出的佔中時間是7月1日 。「當時其實是有點尷尬的，因為一周後我就下莊了（從學聯卸任），真正要帶領這件事的不是我，是確定要接任的周永康」，事後陳樹暉對我說：「好在Alex和我在這件事上看法一致，非常有共識。」
在陳樹暉看來，周永康雖然並沒有什麼親身參與社運的經驗，但性格沉穩，「一身正氣，一臉忠臣」，在大是大非上立場堅定，是可以信賴的夥伴。
就是這樣，一浪接著一浪，彷彿還來不及準備，又似乎不需要什麼準備，歷史在最重要的時候，把這些年輕人推到了最關鍵的舞臺上。
三、
「我要真普選，不要有篩選！」
「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香港自己救！」
「沒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沒有理想，哪有抗爭！」
帶頭喊了一輪口號之後，周永康走下臺。我拉住他，卻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是7月2日 淩晨，空氣裏有股淡淡的鹹味，分不清是維多利亞港迎面吹來的海風，還是白天的酷熱遊行蒸發出的汗水。許多穿著學聯黑色T恤的年輕人在後台忙碌著，打電話、裝設備、對講稿、吃盒飯，相互調侃一些只有圈中人才聽得懂的笑話。沒有緊張的感覺，儘管員警就在不遠處一字排開。
「你緊張嗎？」停頓了很久，我問。
「昨天晚上忙到三四點睡，躺在床上開始覺得不安……我沒有辦法identify（確認）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壓力，只是覺得有點不安。」周永康像是在回答我，又像是用詞嚴謹地自言自語。他看著不遠處那個震耳欲聾的舞臺：「你不肯定最終會有多少人在這個集會裡。有記者問我說，你們行動會有多少人，警方什麼時候會開始清場。我的心情真是……如果今天學生走出來，香港人留下來的不多，警方迅速清場，這就是香港社會的現實狀況嗎？我們是預備好了要付出代價，但我們怎麼期待在下一步，更危險的時候，香港人會有多少站出來？當年輕人走出來，到底老一代人，我們的政治領袖去了哪裡？」說到激動處，他哽咽起來，沉默了。
幾天之後，我才知道這些話的背景。
儘管3月底，學聯已經宣佈7月1日 要提前佔中，但真正的行動決定，卻是行動開始前一周才定下來，而且到最後，也沒有得到民主派陣營中大多數前輩的支持。6月26日 ，學聯和民主派各個政黨的代表、「佔中三子」碰面開會，討論5天後計劃進行的公民抗命。這個會議上，學生們收到了許多反對和表示擔憂的意見。有人覺得他們行動的理據不足：政府方案還沒出臺，北京也還沒有一錘定音，這時候出來佔中，是要反對什麼呢？有人理解學生將行動升級的意願，但擔憂行動萬一失控，可能給整個局面帶來風險。「佔領中環」運動的發起人戴耀廷與陳健民就有這樣的擔憂。他們剛剛發起的622公投贏得了超過70萬人投票，這個數量遠超他們的想像。在這個成功戰勝了駭客攻擊、官方媒體抹黑的全民電子投票裏，79萬香港市民投票選出自己想要的普選方案——均是北京明確表示不可接受的公民提名。「已經有了一個好的成績，最先想的就是穩住它」，陳健民7月2日 之後告訴我，他們擔心學生的公民抗命，萬一爆發衝突，反而會減低得來不易的市民支持，也給伺機已久的打壓提供藉口。
學聯的學生說，這場會面不歡而散。
周永康解釋，意見不一致，是因為「大家的目標不同」：「學聯希望爭取到公民提名權，而不只是國際標準，所以必須要透過更多的行動去達到這一點。」
如果沒有真普選，我們就佔領中環──這個「佔中」運動的基本構想，已經成了民主派爭普選的共識及「最後武器」。在這裡，真普選的定義是「符合國際標準」。大多數民主派都認同，「國際標準」與基本法、乃至廣義的「愛國愛港」都並沒有衝突，只要北京有誠意，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的方案是完全可能的。
而年輕人並不完全贊同這一點。學聯和學民思潮提出，香港的普選不僅要符合泛泛的國際標準，更要爭取「公民提名」，即要求每一個公民都有直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權利。為了爭取這一點，他們扭轉了「佔中」的行動模式：把談判失敗後的被動反抗，轉換為一錘定音之前的主動抗爭，就像他們在遮打道的夜晚喊出的口號：「沒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在香港的現實政治裏，公民提名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選項──它的確不符合基本法中關於「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的字面規定，北京也多次明確表示不可接受。為什麼明知如此，也非要堅持？
我分別去問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和學聯的周永康。
1996年出生的黃之鋒在2012年成立了香港第一個中學生社運團體學民思潮，並發起反對國民教育科的運動——反對派認為將國民教育科加入中學必修科目是洗腦工程的一部分——運動最高峰時，12萬人包圍了政府總部，迫使政府撤回了決定。在反國教運動之後，學民思潮投入政改議題，並首次提出「公民直接提名特首候選人」的選項。尚未成年的黃之鋒對此快人快語：你給不給是你的事，我要不要是我的事，如果普選是一場談判，公民提名就是我們的開價，我們難道不應該遵從自己的心意開價嗎？
比他大6歲的周永康講到這點，沉默了好一會兒，慎重地說：「公民直接提名不僅是一個選舉的制度安排，更是一個政治訴求。它把這座城市未來的決定權交還到每一個公民的手裡，它象徵著我們可以命運自決。」
他們兩人都說，即便北京與香港民主派真的妥協達成了一個「中間方案」，學聯和學民思潮這兩個學生團體也會為公民提名抗爭到底。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周永康說「命運自決」這四個字。此後兩個多月，在不同的場合裏，他越來越多地用到這個詞。
當時關於前途命運的思考，香港民間曾有三種意見。普羅大眾的主流希望「維持現狀」，即英國繼續管治香港，即使主權回歸，治權也依然由英國保留；以學者和進步大學生為主的知識界支持「民主回歸」，以主權回歸換得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另有極少數知識份子提出「命運自決」，時任《號外》雜誌主編的陳冠中就是其中代表。
羅永生說：「我們那個年代很多人是很現實地看一國兩制這個東西，所謂現實就是，我們要設計一個中央接受的體系。『中央接受』這個東西是從來都沒有被懷疑過的。整整一代人都是這樣。可是中央在想什麼？每個人都在猜。問題就出現了。很多中間人覺得知道怎麼去跟中央談判中央可以接受，但萬一判斷錯誤，出問題了，民眾就要跟你算帳，你沒辦法解釋，因為你不是遵循理念，只是談策略，只能站在中間成了千古罪人。新一代不一樣，他們從來都沒有中間人這個概念，他們是跟著理念來，自治應該是這個樣子，就是這個樣子，就這樣去追求，沒有什麼前提。」羅永生說自己這代人「每一個都是務實主義者」，「因為我們不是為了一個大的理想去付出什麼，而是爭取活得更好而已」，而周永康、黃之鋒這樣新世代的抗爭者，「沒有舊的包袱，沒有過去所有的挫折」，也許不實際，但反而「堅持了更純粹的理想主義」。
實際上他們站得並不太遠。距離遮打道400米以外的24小時麥當勞，陳健民和戴耀廷在這裡守了一整個晚上。他們緊盯著手機裏的新聞視頻直播，陳健民止不住地胃痛，戴耀廷則幾次坐立難安，不斷想要走出門去。
2013年初發起佔中運動時，戴耀廷曾在很多場合說，希望這個運動能有更多「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站出來」，「為下一代爭取一個公平公義的制度」，而不是總讓年輕人沖在第一線，人生路剛啟程就要付出沉重代價。這話在當時甚至引起了不少年輕人的反感，黃之鋒笑他是「家長心態」，「不尊重學生的公民身份」。說這話時戴耀廷或許很難想到，一年半之後，自己竟要面對如今這樣的時刻：大學生坐在中環的馬路上，以行動實踐他所提出的「公民抗命」，等待被捕；而他和陳健民，同為佔中發起人，同是大學老師，同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甚至同是30年前的學聯成員，卻只能「躲」在麥當勞，心急如焚地刷手機。
幾次忍不住，戴耀廷想要走出去，和學生坐在一起，都被陳健民攔住了。「我理解他，心裡太難受了」，陳健民說：「我如果是學生，現在也一定坐在那裡……可是我只能跟他說，我們講過不參與，我們必須守住自己的位置。」
戴耀廷曾經打過一個比方，如果爭取真普選是一場比賽，他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既要比賽贏，又不能讓對方輸。意思就是，既要爭取到真正的普選，又不能讓中央為此感到「不放心」。所以「佔領中環」不到最後一刻，必須按兵不動。這樣的用心良苦，在年輕人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
「他們怕輸。」在遮打道的深夜，談起佔中三子與自己這一輩學生的區別，周永康很精簡地說。想了幾秒後，他又補充：「毋庸置疑，是因為他們輸得太多。」
「他們相信在建制裏的溝通，他們相信共產黨是可以商量的。」
「第二個不同是八九」，他接著說：「八九造成了兩代人對佔領運動想像的不同。那一年，他們確確實實是在電視上面，或者在北京的街上，見過坦克，見過軍人開槍。我覺得這個圖像，對他們那代人來說，始終都是很深的創傷。到了佔領中環，他們會回想到天安門，會擔心今天香港的佔領運動，會不會面臨同一個結局……」
「你們就不會有這個擔心嗎？」我忍不住打斷他。
「他們會批評我們：你都沒有經歷過八九，當然不會害怕。」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講完這句，停頓一下，提高了聲音接著說：「我會說，是，我們確實沒有經歷過八九，但不代表我們不明白，也不代表，因為有八九，我們就不再幹。」
四周彷彿一下子安靜下來，連風都停了。我低頭擺正錄音筆，屏住呼吸，期待著下一秒鐘就會噴湧而出的豪言壯語……
只是沉默。一陣沉默之後，毫無預兆地，對面傳來了抽泣聲。
我抬起頭，剛剛那個冷靜、理性、果敢的學生領袖好像不見了，24歲的男生嗚嗚地哭起來，像個孩子一樣嚼著淚水，含糊地說：「……但是根本沒有希望。」
四、
「浮城從5月到9月是『風季』，這個時期浮城裡的人都做同樣的夢。在夢中，人們沒有翅膀卻浮在半空，只是默默地、嚴肅地浮著。」
這是香港作家西西1986年寫在小說《浮城誌異》裏的話。「浮城」，由此成了這座城市自況的經典意象。
常常可以看到中國媒體這樣寫香港：「1997年，浮城找到了生根的土地。」但是73歲的關信基告訴我，「正是1997，把這城市凍結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這位精神矍爍的小個子老人，在大學裡教了38年的政治課，桃李滿門，是本地最受敬重的政治學者之一。「1997對香港最深遠的影響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態」，關信基說：「一國兩制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千秋萬世？在這個『計』中間，香港又到底是什麼角色？這是97問題的核心。廣義的97問題一直存在：97之前不確定，97之後『50年不變』，反而延續了這個不確定。人在不確定下生活，思想、行為都會變化，會得過且過，賺快錢，冒險，移民。」
關信基說，香港回歸的時候，他曾經對未來做過許多預測，「很多都想到了，唯有兩點沒有預測到」，他說：「香港是個移民社會。移民社會不是抗爭社會──抗爭的人不需要離開，來香港就是要逃避，逃避的人是來找一個安樂窩，是追求安逸的。60年代中期人口結構開始慢慢變化，舊的移民老了，本土人士生長起來。本土長大的人在政治上跟上一代人不一樣，但我會假設他們受上一代薰陶，不會讓他們變成激烈的人。但我沒有預測到的是，政局的變化，可以讓人由本來是溫和的變成激進的。我也沒有預測到香港的經濟動力會消磨那麼快，社會流動結構會變成這麼窄。這些都會逼出一個不一樣的新世代。2014年，1997出生的人17歲。我很肯定地說，新的世代已經出來，並且開始發揮作用。」
新的世代能讓浮城紮根嗎？根又紮在哪裡呢？
再次見到周永康已經是7月2日 傍晚，遮打道之夜14個小時以後，香港島南面一個臨時拘押所旁邊。太陽毒辣，他和同學們剛剛獲保釋出來，在一個曬得冒煙的籃球場上召開記者會。
他嗓子啞了，但已經恢復冷靜的表情。他對記者們說，學生在遮打道的行動只是今後一系列抗命行動的開始，「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的下一代也要生活在這裡，如果我們都不走出來，我們永遠也不會有改變……我們期望為這個社會加多一點勇氣。如果這勇氣可以令到其他香港人站出來，這可能就是年輕人的歷史角色。」
這是漫長的一天。警方淩晨2點半開始在遮打道清場，在幾十家傳媒和數百名民眾的圍觀下，一點點拆開靜坐者緊握在一起的手，平均四個人抬走一個人，用了整整6個小時，一直到天色大亮的早晨8點半，才抬走了堅持留守的511個人。整個過程沒有爆發任何衝突，雙方和平克制，引得在場的台灣社運人讚歎連連。被捕者中間，最小的14歲，最大的78歲，可以統計到的在校大學生有82人。巴士分批將他們運送到臨時羈押中心，他們的罪名包括：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這也是不久後，真正大規模的「佔領中環」發生時，抗命者會面臨的罪名。晚上9點半之前，所有的被捕者均被釋放。其中486人收到警告信，警方保留檢控權利；25人則取保候審，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何俊仁和梁耀忠──曾在行動之前表達過種種憂慮的他們，還是在行動當晚來到了現場，與學生們坐在了一起。
葉詠琳和鍾耀華也經歷了淩晨的遮打道，秀麗清瘦的葉詠琳坐在了抗命者的隊列裏，鍾耀華則承擔了支援工作。葉詠琳告訴我：「我會覺得歷史來到了，歷史在我身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承擔這個責任。因為前人的努力，我們享受過香港小小的自由，但我們也要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東西，不單單是因為我們是學生，而是我們是香港人。」被員警抬走前半小時，她談笑風生地說，已經做了很久的心理準備，而第二天，夕陽裏的籃球場上再見面，她眼睛更亮：「今天我知道自己準備好了。我還可以做得更多。」
鍾耀華一直在警署門口等她。他熱愛學術研究，卻常常被女友直接了當的行動打動。幾乎30個小時沒合眼，這滿臉憔悴的男生說自己全心全意為女友驕傲。
鍾耀華說，自己從來沒有抱希望，認為香港的這一場公民抗命可能「成功」。「但是每一代人，都要為歷史的傳承留下點什麼。很多前人的經驗、所做的事，是影響到我今天所做的事的。我們今天講民主，大家追求民主的意識這麼高漲，難道不是因為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嗎？難道不是因為當年八九六四，北京的學生爭取民主，一百多萬香港人上街支援，然後支聯會二十多年來堅持做紀念活動嗎？我自己是1992年出生，都是沒有經歷過89的一代，但我自己回想，自己反抗的資源、精神、參考都是來自1989年的天安門。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也是在做這樣的事，要為下一代留下反抗的資源。而這一次是屬於香港自己的。」
在抗命的現場，周永康收到了爸爸從海外發來的英文電郵，有鼓勵，更多的是擔憂。爸爸跟他說，他不希望成為「佔中父親」。
「佔中父親」？我一愣。
「爸爸想到了『天安門母親』」，周永康說。
盛夏的陽光彷彿還停留在那個籃球場上，冬天的雪花，已經倏忽而至了。
在幾天後一次與台灣媒體視頻連線的記者會上，周永康用流利的國語說出了幾個月來在心裡醞釀的話：「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來不會再提『民主回歸』，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下去。」
這座在政治上從沒有過「命運自決」空間的城市，怎樣「命運自決」呢？周永康告訴我，他並沒有想清楚，但確切地知道這一條漫長的路，自己和夥伴們，正站在起點。
他說下一次公民抗命，如果不用帶頭喊口號，他會帶一本Doug McAdam的《自由之夏》去馬路上看──那是講1964年的美國，1000個大學生如何在最保守黑暗的地方投入了黑人民權運動。他們付出了犧牲。但這幾個月的行動改變了他們的一生，也點燃了整個六十年代的青年運動。「一場運動對參與者和旁觀者的影響，當下可能看不出來，但是放在歷史裡來看可能就是徹底改變。我知道這場公民抗命，會深深影響我們的一生。」周永康說。
正如《自由之夏》中所說：「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性一刻；在一區域中，整體生活模式裏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要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些方面來看是全然無私無我的，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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