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們要離開中國？
呂曉波 2012年08月24日
前不久，一位長期居住在中國、娶了中國太太，有兩個孩子，並在中國有自己成功生意的英國人Mark Kitto在英文媒體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為什麼我要離開我熱愛的中國?》的文章。 文中，這個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通說，在中國學習工作居住了前後十多年後，中國的變化——雖然物質生活大大改善，但金錢腐蝕及其他一系列問題——讓他最終決定要帶全家離開中國回英國。像他這樣熱愛中國卻要離開的洋人不止一個。
不光“永遠無法成為中國人”的老外開始考慮離開中國，就是中國人自己也紛紛開始移民海外。這個現象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據胡潤2011年對中國18個城市的千萬富豪調查， 有14%富豪目前已經移民或者正在申請中，還有46%富豪正在考慮移民。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數據是否準確，但至少它闡述了一個趨勢，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的確在美國也會常常遇到國人要麼徹底“跑路”離開中國，要麼先“兩邊下注”以防萬一。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和高速經濟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了巨大變化。城市化、 現代化使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均水準都不斷增長，除了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人均GDP去年達到5400美元（以購買力均價計算達8000美元），在180多個國家中排名第90位左右，恰好居中，至少不能算是貧困國家了。
然而與此同時，民眾缺乏安全感和可預測性的感受反而加深。應該說，在改革開放頭三十年裏， 中共與社會達成的一個契約是在穩定中把中國建成小康之國，實現現代化。這個契約在三十年裏保證了政權的合法性和穩定發展。 但是社會契約不是無限有效的。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提出了著名的“經濟發展-教育提高-中產階級-民主要求”的“經濟導致（民主）論”。受此理論影響，學者們結合幾次民主浪潮不斷深入探討了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關係的內在發生機制。 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了。他指出，歷史經驗表明，人均3000美元（90年代初的價值）到1萬元之間是最容易發生民主化的“變遷區間”（transition zone）。在此期間，舊的體制已經無法滿足新的社會利益集團的各種要求，已有的社會契約開始失效，目前中國恰恰是進入了這個“變遷區間”。很多跡象表明，中國正走在這個路徑上。
三十年的經濟改革發展， 使不少人得益， 整體國民生活水準比三十年前大有提高。同時在近年來開始出現利益分化、階級分化，一方面貧富不均，一方面城市中產階級在不斷成長。原有的以國家為主導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和制度機制越來越受到各種階層和利益集團的質疑甚至挑戰。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不滿， 都認為政府對自己的照顧不夠，不滿越來越多 。這不光是草根的弱勢群體和城市中產階級，甚至既得利益集團和富人們也對現有的社會契約越來越沒有信心。 對於前者來說，眼前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滿，而表達不滿的方式是個體和群體的上訪、抗議。對於後者來說，最大的擔憂莫過於未來的不確定性， 而表達沒信心的一個方式是用腳投票——“跑路”。
當你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時，你不會太擔憂未來，因為未來只能越來越好，當你是個家財萬貫的富人時，你就會擔憂財富的安全，對未來的走向不確定。一個社會進入“變遷區間”的最大表現就是不確定性。這個時候，很多人想離開中國就不足為奇了。
不確定性還在於中國社會中潛規則盛行，正式規則反而常被扭曲。政府部門行政的隨意性很強。改革三十多年，行政改革也進行了很多輪，但人們還是對政府沒信心，不信任。Mark
Kitto在莫干山隱居，經營咖啡館和家庭旅館，同時也辦暢銷雜誌。 他說他每到三年更新經營許可時候都要提心弔膽， 不知道什麼時候地方政府就會拒絕重新發證。對於生意人來說， 這種費錢、費時、勞神甚至不穩定的投資經營環境是他們所頭疼的。前不久傳出的東北某地方政府因為完不成財稅任務，而動用公安、稅務、衛生等監管部門對小經營者施加壓力， 弄得紛紛閉門罷市。不管這是否謠言，至少反映了不少中小經營者草木皆兵的困境。其實，人情為上、腐敗、不道德的潛規則又何止是 生意人天天面臨的， 每個在中國生活的人都會面對。
令人不滿意甚至“跑路”的還有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社會環境。 經過了三十年的發展，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水準大大提高了。但同時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一切向錢看的“唯物主義”。 這是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這裡的高速發展是以環境破壞、質量低下為代價的。富於物質，貧於精神生活， 缺乏道德觀、價值觀。
Kitto這個長期在華的老外說他懷念80年代中期的中國，那時候他頭一次到中國來，感到這個國家充滿了樂觀和對未來的企盼。的確，改革初期的中國雖然落後貧窮，但人們還沒有被物質慾望完全俘虜，道德和價值觀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蒼白虛弱。另一方面，這也是現代化過程中常見的結果：人們從對生活水準增量要求總會有一天變為增質要求。 急劇變遷中的現代化社會裡的精神生活質量和道德價值觀總會經過一個從無到有，舊的弱化，新的形成的過程。今天的中國還處於價值觀缺失的時期。
在調查為什麼中國人想移民海外時，常常提到的還有孩子的教育。 Kitto也提到了這是他考慮離開中國回英國的原因。這跟中國的教育體制有很大關係。在中國， 受教育的機會仍然是不富足的甚至是貧乏的，還有很多孩子因為經濟和體制等原因無法得到教育 。學校的質量和教育方式也使很多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前景擔憂。Kitto批評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不是學習知識，而是學習如何考試。 這雖然有些誇張，但也切中要害。高等教育雖然經過十幾年的擴招，考生每年還是要為了進大學， 拚命準備高考。大學的教學質量並沒有像學生數量那樣增高。這也是為什麼為了孩子教育很多人寧可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 甚至自己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
此外，涉及生活品質的環境污染、食品質量、交通擁堵等等的現代化副產品也使很多中國人和在華居住的外國人產生離念。
當代世界本來就是一個日益融合的地球村。中國人移民海外歷史已逾百年，外國人來華定居也不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移進移出都沒有什麼奇怪。但是，當前人們要離開中國這件事折射了中國社會正發生變遷這個重要背景，便不能輕視了。
呂曉波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政治學教授、前所長。
中國人為什麼離開中國
IAN JOHNSON 2012年11月02日
北京——今年30歲的陳括曾擁有很多中國人都夢寐以求的一些東西：一套屬於自己的單元房和一份跨國公司的高薪工作。但10月中旬的一個午夜，她卻登機飛往澳大利亞，去那裡開始前途未蔔的新生活。
就像每年離開的數十萬中國人一樣，驅使她離開的是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在國外會過得更好。儘管中國最近幾年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她還是嚮往澳大利亞，因為那裡可以提供更健康的環境和完善的社會服務，還可以提供在一個保障宗教自由的國度建立新家的自由。
“中國太壓抑了——有時候，我一周要在上班的那家審計公司工作128個小時，”離開前幾個小時，陳括在她北京的房子裏說。“而且，在國外養育信仰基督教的孩子會更容易一點。澳大利亞更自由一些。”
中國共產黨正在為11月初的領導人大換屆做準備，與此同時，像陳括這樣擁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流失。最新完整數據顯示，2010年有50.8萬中國人離開中國，去了3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員國，人數比2000年增長了45%。
單個國家的記錄顯示這個趨勢還在繼續。2011年，美國接收了8.7萬來自中國的永久居民，一年前的數字則是7萬。中國移民使得從曼哈頓中城到地中海島國賽普勒斯的一系列大相徑庭的地方房價攀升。曼哈頓的一些房地產仲介正在學習普通話，而賽普勒斯則提供獲取歐盟護照的途徑。
很少有中國移民把政治作為離開的理由，這樣的沉默卻凸顯了他們的許多擔憂。他們說不計任何代價搞發展的戰略已經毀掉了環境，墮落的社會和道德體系也讓中國變得比他們小時候還要讓人感到冷漠。總之，他們有一種這樣的情緒：儘管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取得了很大成就，它的政治和社會走向仍然很不明確。
“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未來，特別是子女的未來沒有安全感，”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看起來，大多數移民都只是把外國護照當做應對最壞情況的一種保險，並不想徹底拋棄中國。
上海一家工程公司的經理在匿名的條件下稱，他今年早些時候在紐約市的一個房地產項目上投了資，希望最終能拿到綠卡。他還是一個言辭犀利的時事評論博主。他說，當地公安人員找他談過話，致使他獲取美國護照的願望變得更加迫切。
“綠卡是一種安全感，”這位經理稱，“這裡的體制不穩定，你都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我倒想看看，下面幾年這裡會變成什麼樣。”
政治動蕩也加重了這種情緒。今年初，共產黨高官薄熙來的醜聞曝光，震驚了全國。根據官方報道，他的轄區竟然充斥著謀殺、拷打以及腐敗活動。
“哪怕是在最高層，哪怕到了薄熙來的級別，仍然有很多不穩定因素和風險，”奧爾巴尼大學(University at Albany )移民問題專家梁在稱。“人們不知道兩三年後會發生什麼。”
不安全的感覺也影響到了那些經濟情況相對較差的中國人。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去年年底有80萬中國人在國外工作，1990年的數字則只有6萬。很多人都在做小生意——開的士、捕魚或者種地——還擔心自己這個階層錯過了中國的30年繁榮期。儘管在此期間，中國有上億人脫離了貧窮的生活，中國仍然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而經濟也越來越被大公司主導，這些大公司很多都是國有企業。
“這種潮流的動因是害怕在中國成為輸家，”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在海濱城市溫州經營一家餐館的張林（音譯）便是這樣一個憂心忡忡的人。他所在的大家庭裏的農民和生意人把錢湊在一起，送他兒子去加拿大的溫哥華讀高中。家裡人希望他能進入一所加拿大的大學，將來的某個時候能獲得永久居留權，說不定還能讓他們家所有人都移民過去。“這就像一把椅子，椅子腿不止一條，”張林說。“我們希望在加拿大安放一條腿，以防這兒的這條腿折了。”
如今，移居國外的形勢已不同於過去幾十年。上世紀80年代，學生開始出國，其中許多都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留在了西方國家，因為那些國家主動為他們提供居留權。上世紀90年代，沒錢的中國移民付錢讓“蛇頭”把自己帶到西方去。他們有時會搭乘貨船，比如1993年在紐約市擱淺的“金色冒險號”(Golden Venture)。這一現象當時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如今，多年的繁榮意味著數百萬人具備了合法移民出國的途徑，要麼通過投資項目，要麼通過送子女出國留學，寄希望於獲得一個長遠的立足點。
北京一家傳媒公司的秘書王瑞金（音譯）表示，自己和丈夫正在勸說23歲的女兒申請新西蘭的研究生院，希望女兒能留在那裡，為家裡人打開出國的大門。她說，自己和丈夫都覺得女兒拿不到獎學金，因此家裡人正在借錢，就像是做長期投資。
“我們感覺，中國不適合像我們這樣的人，”她說。“想在這裡取得成功的話，你要麼得墮落，要麼就得有關係。我們更喜歡過穩定的生活。”
這個話題已經在官方媒體上得到了廣泛的討論，這或許表明了政府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方竹蘭在半官方雜誌《人民論壇》上撰文說許多人是在“用腳投票”，還把大規模移民出國現象稱為“民營企業家們對自身權利在現有體制框架內的保護和實現程度的消極評價”。
這股潮流並不完全是單向的。鑒於西方各經濟體趨於停滯，就業機會受到限制，2011年歸國的學生人數較前一年增加了40%。政府也設立了一些高調的項目，通過暫時提供各種額外待遇和特權來吸引中國科學家和學者回國。然而，諾丁漢大學的曹聰教授表示，這些項目取得的成果並沒有宣傳的那麼大。
他說，“歸國人員都能想到，五年之後，他們也將變成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處境和那些已經在國內的同事一樣糟。這就意味著，很少有人會被吸引回來長期居留。”
許多移民問題專家表示，這些數字和其他一些國家過去的經歷是一致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和韓國都有過人口大量流向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歷，儘管當時它們的經濟正在起飛。財富和更好的教育讓人們有了更多移民出國的機會，那時的許多台灣人和韓國人之所以出國，部分是因為擔心受到政治打壓，就和現在的中國人一樣。
儘管那些國家最終都走向了繁榮，迎來了開放社會，但許多中國人面臨的問題卻是，幕後選定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下一屆領導班子派系林立，是否能夠帶領中國進入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我在這裡很興奮，但又對未來的發展感到很迷惑，”去年從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有時候，你自己的財產和公司狀況也會變得非常複雜，”彭磊說。“有些人可能會希望生活在更透明、更民主的社會裡。”
Amy Qin、Adam Century和Patrick
Zuo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翻譯：張亮亮、陳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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