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惡的共同體”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人 馬小鹽
自“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口號誕生至今，一個個曾經萬般光鮮的人物，從聖壇上接二連三掉下來。讓人不禁要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何企業家、商人、娛樂明星、主持人等等，本來並非官場人物，也都攪進了腐敗的漩渦？我想，這不但觸及到現有體制下人才選撥的弊端，更涉及到中國主流意義上對成功的定義。
人是社會性動物，在個人與社會系統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社會體系由每一個具體的人組成，而人的特定行為又決定著社會體系的最終走向。打個比方，一個有五千名公務員的城市，其中一位公務員貪腐了，這是公務員自身的問題，而非社會體系出現了病變。如果有兩千五百名公務員貪腐了，這顯然不能單單指責公務員的品行，而是社會體系發生了巨大的癌變。
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在《社會系統》一書中曾經指出：“社會系統中，被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響全局，影響整個社會結構，可以說制度就是這些角色整合的複合體。”這句話的意思是，在好的制度下，人們被約定成俗的道德標準與法律規則所制約，從而在規範化的社會系統中各演角色，各盡其職。而在壞的制度下，道德標準與法律規則皆已喪失了控制人們日常生活的能力，人們的角色扮演隨之位移，每個人很可能出現多重面具，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系統混亂失範。由此可見，“被帶走”的主持人之流，既是社會系統失範的獲益者，又是社會系統失范的受害者。作為電視主播，主持節目是他們原本該扮演的角色，依傍權勢、唯利是圖、利用職務套取錢財，本來不是他們需要頻繁換戴的花樣面具。
在任何社會體系中，人們都會加入各種各樣的共同體：愛的共同體，這是共同體中最小的單位，由兩個人組成；經濟共同體，幾個人合夥開公司；環保共同體，一群有環保意識的人聚合在一起；政治共同體，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組成的團體。諸多社會共同體，雖然名目繁多，但皆有一個核心綱領：共同體成員都持有相同的價值觀。只有價值觀相同的人們，才會在密集的人群中，形成一個以區別他人與自我的邊界性共同體。我不知道中國當前社會的共同體有多少種類，但每每看到近一年來的反腐新聞報導，都會頻頻想起一個詞——惡的共同體。
在中國，一位年輕人，要獲得社會學意義上的成功，不僅要學會依附權勢，還要學會進入惡的共同體，與惡同床共枕。我曾遇到過這樣的成功饑渴症患者，他明曉很多社會弊端，每每議論時政，他比任何人的言論更極端，更富社會正義感。但一遇到官員，他便點頭哈腰，宛若軟體動物，比誰的腰都彎，讓你幾乎懷疑他的脊樑骨是否存在。他給官員們行賄，私下裏與官員們處好關係，並給新來的從業人員炫耀性示密：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你找哥，哥和XXX（官員名）關係很鐵。這種精神分裂的景象，在當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為了往上爬，為了所謂的成功，人們信奉說與做斷然決裂的二軌制：說一套，做的卻是另外一套。話語中是公平與正義，行動間卻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骯髒與齷齪。
為了獲得巨大的名聲與利益，成功饑渴症患者在說與做的極度分裂中馳向未來，從而進入了惡的共同體，成為有權有勢者的虎子與馬仔。出身基層、爬到重慶公安局長位置的王立軍，便是依傍權勢、與惡共舞，最終卻與惡同歸於盡的典範。顯然，這是一種冒險式投機。當事人不但要具有賭徒般的勇氣，還需押下人格尊嚴、名聲榮譽等等作為賭注，因此選擇隊伍，傍好靠山，是這些人最為艱難的抉擇。但王立軍們並不認為他們在玩火，他們覺得權力不但是最好的春藥，還是千年不倒的城堡。權力的城堡裏，他們可以愜意快活一輩子。前段時間被相關部門“帶走”的央視財經頻道的主持人芮成鋼的成功之路，即若在事發敗落之後，亦有頗多人羡慕。事實上，芮成鋼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群人。芮成鋼是目前社會體系下中國式成功學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在一起做過不可明言卻心知肚明的壞事，便成了密不可分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同事，原本是一種黑社會才有的共惡邏輯。但當前中國社會中的許多利益團體，很多時候便是惡的共同體：共同貪污，共同嫁禍，共同使得異見者倒臺，共同鑽法律的漏洞。一旦共惡的根基喪失，這友誼和利益關係便會雷峰塔般分崩離析。周永康事件，無非是惡的共同體效應再次引發的嚴重後果：當第一張牌因外力而被推倒，後面的牌便如雪崩般隨之倒掉。大惡與小惡，主惡與從惡，眾惡紛呈，惡惡相因，凝目觀看成功者的惡事與惡行曝光的人民群眾，難免如看到神仙如廁，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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