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爆發100周年的警示
1914年8月，歐洲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在震耳欲聾的槍炮聲中結束。
如今100年時間過去了，此類災難還會在我們的時代重演嗎？
自馬航MH17航班在烏克蘭東部上空被擊落以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與1914年6月奧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被刺殺之後的事件極為相似。現在和當時一樣，危機始於一場政府支持的恐怖主義行動。現在和當時一樣，俄羅斯與麻煩製造者站在一邊。甚至荷蘭政府提出的進入墜機現場的要求（許多荷蘭公民在此次事件中喪生），也令人想起當年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發出的最後通牒。現在和當時一樣，東歐一個貌似不起眼地區的所有權引發了爭議。
1914年，引發爭議的地區是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該地區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一個省，後來在1908年被奧匈帝國吞併，但統一南斯拉夫國家的支持者卻對該地區宣稱主權。現在，不僅俄羅斯吞併了克裏米亞，而且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還有可能脫離烏克蘭獨立。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親俄羅斯的分裂勢力已經宣佈成立獨立的“人民共和國”。
現在和當時一樣，危機逐步惡化。甚至在馬航MH17航班被擊落之前，華盛頓就加大了對俄羅斯的制裁。上周，美國和歐盟全都採取進一步措施，對俄羅斯經濟中的整個部門施加制裁，而不是僅僅針對個人和特定公司。經濟制裁越嚴厲，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就越有可能走投無路。實際上，西方現在正讓普京面臨選擇，是屈從壓力結束對分裂勢力的支持，還是要確保他們不會被烏克蘭政府軍隊擊垮，從而加劇危機惡化。對於普京這樣的人來說，第一個選項是不存在的。
因此2014年7月的危機看起來是一個不祥之兆。最起碼，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和平融入建立在自由市場和民主基礎之上的西方世界秩序的希望已經落空。而最壞的情況是，最初烏克蘭東部一場小小的地方衝突，可能演變為一場規模大得多的爭奪歐洲主導權的爭鬥。
那麼如何解釋金融市場在風暴來臨之際的相對平靜呢？這要怪歷史學家。有些人認為，一戰的根源是20世紀初歐洲獨有的諸多弊病，如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秘密外交，對這些人來說，如今的危機沒什麼可擔心的。因為現代歐洲人已經放棄了帝國主義，差不多解除了武裝，對民族主義感到尷尬，並且通過Twitter而不是秘密電報來開展外交。
那些將1914年戰爭全都歸咎於德國的人甚至更加滿不在乎。如今的德國更喜歡贏得世界盃，而不是輸掉世界戰爭。從幾乎所有方面來說，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就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歷史對立面：默克爾是女性、經由民主選舉上臺、極為謹慎，在被問及什麼讓她對身為德國人感到自豪的時候，她謹慎得近乎好笑——她曾經向《圖片報》(Bild)表示：“是我們密封良好的窗戶。”
然而我們必須謹慎對待歷史學家對過去100年編織的故事。無論他們是怪罪於“主義”還是德國，對於一戰的多數學術解釋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他們假想的深層次原因似乎基本沒有被他們同時代的人注意到，對後者來說（只有極少數人例外），一戰完全是個意外。
在進入1914年之際，《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預計“德國、法國和英國（圍繞巴爾幹地區）的爭執會日趨緩和”。《泰晤士報》(The Times)還報導稱，“從英國向德國方向看，視野似乎正變得清晰”。在德國，“所有跡象”都表明“政府……與社民黨(Social-Democratic
party)來年將衝突不斷”。人們正計畫在紐約舉行國際大會，慶祝“講英語國家的人民實現100年的和平”。
1914年消息最為靈通的人包括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 )的銀行家們——一旦爆發戰爭，這些人必然會損失許多錢。
然而，從當時最為強大的金融王國——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的信件來看，他們幾乎完全未能預見到那次戰火的規模。
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報導的那樣，直到7月31日 （那時戰爭已經爆發），金融世界才“瞬間……認識到戰爭的意義”。
如今膚淺的金融市場毫不關心來自東歐（更別提中東）的一系列壞消息，這一點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消息真的一點兒也不糟糕。紐約和倫敦同樣不關心一戰的起源。直至薩拉熱窩刺殺事件發生3個星期之後，《泰晤士報》才提到歐洲政治危機導致金融動盪的可能性。9天后股市由於不堪恐慌性拋售的重負而關門，因為投資者突然意識到世界大戰爆發的現實。別相信任何人向你保證的市場已在某種程度上將此次危機的影響“考慮在內”。當年沒有人把1914年8月的槍炮“考慮在內”。
這不僅僅應該讓歷史學家停下來思考。如果重大歷史事件的根源有時候過於微小，從而讓同時代的人注意不到，那麼如今一場類似的危機不是也有可能在醞釀之中嗎？到底有什麼能讓我們7月的危機不同以往？就憑我們現在有聯合國(UN)和其他國際組織？很難這樣說：由於俄羅斯是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國，聯合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陷入癱瘓。就憑我們現在有了歐盟？當然，這消除了西歐國家公然站在俄羅斯一邊（就像法國和英國在1914年做的那樣）的風險，但它沒有阻止從俄羅斯大量進口能源的歐盟成員國極力反對實施更嚴厲的制裁。
全球化在緩解國際衝突中發揮的作用呢？很遺憾，100年前你就可以提出這種觀點了（事實上，諾曼•安傑爾(Norman Angell)就曾在自己的著作《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中闡述過這樣的觀點）。但是，經濟的高度依存也無法永遠阻止國家之間的戰爭。
也常常有人告訴我，在我們這個時代，是核武器的存在降低了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但是，即使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也無法適用於當前情況。在為制裁深思熟慮的時候，歐洲的領導人絲毫沒有想過俄羅斯在導彈和彈頭方面擁有的巨大優勢。
一個更好的答案與常規力量的平衡、以及使用這些力量的意願的平衡相關。自冷戰結束以來，從任何有意義的標準來講，歐洲人都可以說自我解除了武裝，以至於沒有美國的幫助就無法作戰。更重要的是，歐洲人失去了戰鬥的欲望。
一個世紀以前，英國政府認為德國侵犯比利時的中立性是一個合理的開戰理由，支持政府的英國人占壓倒性多數。其中也包括我的祖父，他當時立刻應徵入伍。
今天又怎樣呢？即使在MH17航班被擊落後，也僅有十分之一的英國選民支持在烏克蘭部署西方的軍隊，以抵禦俄羅斯。烏克蘭危機中根本性的不對等就是，克里姆林宮有能力而且也願意使用武力；而在這件事上，歐洲人和美國人都不願意在經濟制裁以外更進一步。
要解釋1914年和2014年情況的不同，還有一種更好的辦法，那就是認識到100年前發生的事件原本是一個不大可能發生的災難，是一連串外交和軍事誤判的結果。要說明這個觀點，一種方法是使用電腦類比技術，重演1914年的危機。歸功於精良的戰略遊戲《創造歷史：一戰》(Making
History: The Great War)，我們已經可能做到這一點。
Muzzy Lane開發的前作《創造歷史2：世界大戰》(Making
History II: The War of the World )讓玩家可以重新玩一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件。類似于前作，《創造歷史：一戰》中的決策者並不受強大的、非人力因素的支配，而是可以選擇採取各種意義深遠的戰略。玩家完全有可能把1914年7月的危機重演許多次，並且不讓遊戲以世界大戰告終。
歷史給我們留下的真正教訓是，只要決策者犯下一系列錯誤，即使是圍繞一大片東歐三流房地產發生的相對較小的危機，也能演變成全球衝突。
事實上，我認為用制裁將俄羅斯總統普京逼得除了屈服或者戰鬥以外別無選擇，就是一個錯誤。然而，如果我們假定不會有更多類似馬航MH17航班這樣的事件，這個錯誤的代價就主要是由烏克蘭人來承擔的。而一個世紀以前犯下的那些錯誤導致超過1000萬人喪生，其中絕大多數是由世界各地徵召而來的年輕人。
當我們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的時候，不要讓任何人聽信陳舊但卻一直持續的謊言，即他們的“犧牲”是必要而且高尚的。相反，這場戰爭最好應該被理解為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許多歷史學家依然覺得難以接受。然而，正如A•J•P•泰勒(AJP Taylor)曾經做出的論斷，大多數研究歷史的人只是“從過去的錯誤中學到如何犯下新的錯誤”。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勞倫斯•A•蒂什(Laurence
A. Tisch)歷史學教授，著有《戰爭的悲憫》(The
Pity of War)和《世界戰爭：二十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衰落》（The
War of the World，企鵝出版社(Penguin)出版）
譯者/鄒策、許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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