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與香港：摸索的悖論
【編者按】本月初，中國中央政府發佈針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這是香港自1997年回歸後的首次，在陸港兩地引發巨大爭議。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以自己對香港超過20年的近距離觀察，撰寫《香港觀察》系列，本文為第一篇。
最近這幾個月，堪稱是十幾年來香港政治氣氛最火熱濃烈的時段。剛舉辦的“6.22民間對政改的投票”，據報導達70萬人大關。馬上就出臺的“佔領中環”行動，按組織者計畫，將在7月1日 舉行，為此香港警方已經備下臨時的巨型拘留中心。在這關鍵時刻的前夕，北京的中央政府在1997年後公佈了第一個香港問題《白皮書》，一石激起千層浪，巨浪還在滾滾而來。
《白皮書》一公佈，最新的香港大學針對港人身份認同感的民意測驗顯示，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創下香港回歸後的新低。從筆者的直接觀察來看，從1993年春我來到香港至今的這21年，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動，負面趨勢曾未達到今天這樣嚴重的狀態。
幾年前應FT中文網的邀請開專欄，筆者就自我定位成“中間論壇”，這也是我觀察香港和內地關係的立場。比如說，我既不贊同內地對香港的“恩主”心態，也不贊同香港對內地的“蝗蟲”標籤。如今雙方都有不少人站在一個極端的角度看對方，越看越難看，而我則試圖解答：為什麼香港與大陸間這20多年的相互摸索，竟然摸出這麼一個糟糕的狀態？
這就要從“一國兩制”這個基本的框架說起。當初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定下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大框架。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內地（以下簡稱“北京”，因為實際上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雙方都處於摸索的狀態。用當年陳雲對中國經濟改革傳播最廣的說法來說，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北京和香港則是“摸著對方相處”。
不能不承認，經過了20多年，雙方本以為會摸出一片新天地，結果卻是摸出一片大煩惱，雙方顯得越來越煩。是不是會“煩”到“翻”（就是“翻臉”）的地步，這是許多人焦慮的大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雙方同文同種，為什麼對彼此的制度和社會趨勢的摸索又引發出如此不和諧的結果？
雙方高層都缺乏對他方制度的體驗
鄧小平定下的“一國兩制”是個粗線條的頂層設計，首先必須肯定的是，這方案原本是一個實事求是、寬容適度的過渡綱領。不過，對於中共幾代的高層領導群體而言，他們處理純粹的內政問題經驗豐富老道，而對處理香港這樣的“非典型”問題（它既非純粹內政、又非純粹外事）的經驗卻基本上是缺乏的，“大姑娘坐轎子頭一回”。
因為他們的學習經驗、革命經驗和工作經驗（武裝鬥爭、治理中國）都讓他們熟稔處理內政的邏輯。這並不是說他們在內政問題上做得完美，而是說，僅從經驗主義角度來看，他們處理內政問題是擁有一個相對豐富和靈活的“工具箱”的。即便遇到什麼麻煩或犯了錯誤，都能找到辦法來應付，穩住局面。相反，他們從來就沒有過處理香港這樣非典型問題的背景和經驗。他們不知道在實際操作的層面上，讓一個在所有的制度方面、生活方式上和內地都不一樣的香港，如何真正成為中國的香港。但他們卻在努力，只不過是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在努力。
從北京方面來看，因為中共缺乏處理香港這樣非典型問題的背景經驗，加上鄧小平行事一貫舉重若輕，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大傘撐起來後，並沒有列出具體的政策細節，要靠次一級、次兩級的具體官員去摸索著執行。如今這些老一代的官員大部分已經退休或去世，接班繼承上來的官員們經驗未必更豐富，膽子和自信卻大了好幾倍，“摸索”的手法越來越不謹慎了。
而從香港方面來看，過去也一樣是在摸索。香港回歸後定下的是商人治港，處於過渡時期管治地位的特別行政區長官及高層工作人員，尤其是第一任的董建華和第二任的曾蔭權，其教育背景、工作經驗、政治和治理視野，也基本上沒有過與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黨政體制共事的經驗。
在雙方都欠缺經驗的摸索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初衷不差、結果不佳的情況。目前很多文件尚未解密，僅從公開的資料和現象來看，很多陰差陽錯事件的發生，也足以說明“互相摸”這一過程的深層困難。比如，1997年的中英之間香港主權交接儀式上，時任中國國家首腦的江澤民按照內地的傳統，正式發表講話時，間或停頓一下，等候下面的“熱烈鼓掌”，但這種來自蘇聯的講話期間不斷鼓掌的紅色傳統，並不為英國政治文化下訓練出來的官員所知曉。所以當時的中國首腦發言場面上出現了冷場，“不順”。由此可見，雙方的摸索要找到“感覺”，挺不容易。
民間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這還是在政治高層之間的互動，要談到社會層面，就更加不易。民間不同於官方，不存在統一、高速、有資源保障的溝通管道。
僅以1997年香港回歸時兩邊民眾的反應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特地計畫在1997年6-7月作跟蹤觀察。我先回到內地，當時香港回歸成為全國頭等大事，都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歷史轉捩點，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將香港回歸視作一洗鴉片戰爭的國恥的象徵。於是在內地宣傳部門的宣導下，舉國上下都播放影片《鴉片戰爭》，甚至出現了一票難求的情況。
但當我一跨過口岸進入香港，氣氛與內地天差地別。羅湖兩邊，內地像盛夏，香港卻像深秋。同時在香港放映的《鴉片戰爭》，觀眾寥寥無幾，社會上彌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緒，至今我記憶猶新。而且離八年前北京的那場悲劇不遠，香港還對此心有餘悸。當時內地的整體政治和經濟狀況都處於悲劇後的艱難恢復階段，富裕的香港面對經濟剛起步的大陸，恰好與兩地一冷一熱的民族主義氣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間讀香港的報刊，時不時的還有些難以入耳的評論，諸如此類：“這些年來，北大人（指內地一方）對港人政治上步步逼近、強勢南下，在經濟文化上香港卻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裏裝滿了錢，正用自己的陽具征服北邊……”當時兩地的心態反差之巨，可見一斑。
當然，在過去的20多年中，兩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動也有感人的事例。一個例子是1998年中國大陸長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災，全香港賣小菜的低收入群體，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獻出來給大陸，這樣的作為並不是政府組織的，而是民眾自願的。第二個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當時全香港的人口670萬，他們貢獻了100億港幣（按照當時匯率約合114億元人民幣）給災區，大部分是納稅人的捐款。
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非典SARS”時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紀末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瘟疫（源頭來自廣東），造成299人死亡，整個香港從經濟到社會生活，一片淒慘。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開放陸客到港旅遊，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廣。我記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會層面對內地認同感、情感最親近的時候，確實有一家人的感覺。
然而把20多年來的兩邊互動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還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覺很難。互動並不愉悅，差距大，而且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認知差距還在拉大。關鍵何在？
互相“摸”，目標卻不是過同一條河
最根本的原因，是雙方的出發點非但不同，目標更是不同。如果目標一致，摸來摸去，最終總會走到一起來的。但如果目標不同，終有一天會撕破臉皮、惡言相向。當初“摸石頭過河”的目標是過河，目的地是對岸，但雙方的對岸在一開始，就不是一樣的。
在中國官方和內地許多老百姓的認知中，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代表的是香港從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回到中國大家庭；香港人最終要與其他省份的人一樣，生活在同樣的政治生態系統裏，與此同時意識形態部分也會趨同。說白了，這是一個政治整合（integration）過程。因此，中國官方的政策是保留香港在經濟上的充分自由，允許地方特色的存在，但在政治上要讓香港越來越靠近內地，政治整合趨向內地化。這是“一國兩制”的根本。
而在香港，有少數人，是非常瞭解港英政府與北京的談判細節的，但當時並沒有香港民間代表的參與。所以大部分港人認為，他們對自己的命運一直就沒有起碼的參與權。對於最初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大方案，大多數港人雖然並不以此為滿足，仍覺得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處理兩邊關係的彈性框架，在摸索中往前走。
只不過對大部分港人（尤其是香港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政治參與意識較強，他們雖然認同“中國大家庭”，但他們心目中“一國兩制”這條路的未來，並不是要讓香港越來越像上海，而是希望香港越來越像其他的國際化大都市，不但有自由，有財富，有法治，還有民主，分享著紐約、倫敦、悉尼、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的普世價值。
這就可以說明，當前為何會出現“佔領中環”這類行動倡議和其他的火熱情緒。因為近20年前港人回歸時所期盼的國際大都市的普遍價值——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他們至多只有一半，他們覺得已經等了近20年了，不應該老缺乏另一半。
因此，近20年裏“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歸，在雙方都從具體層面上摸索如何相處的路徑的同時，卻越來越發現雙方不是要過同一條河。摸索來摸索去，都發現自己摸到了對方的問題所在，於是就有了很多摩擦。比如2003年，試圖在香港推出涉及“國家安全”的第23條立法，引爆了回歸後香港最大規模的50萬人上街遊行，直到香港保安局局長下臺才平息。今年7月1日 有多少人上街，馬上就能見分曉了。
這是我從美國到香港的21年裏，作為一個中間人士看到的最大悖論。倫敦花了150年時間，把香港變成了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城市。而北京只用了不到15年的時間，就把香港變成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每年都有多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這是北京有意為之嗎？當然不是，北京絕對不願看到香港越來越政治化，而是希望它和當年在英國統治下那樣，大家只忙於賺錢、不問政治，結果卻適得其反。這不是最大的悖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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