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到六四：一次歷史話語權的較量
儲百亮 2014年05月04日
中國在1989年爆發的政治動蕩是對國家未來的迥異看法之間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往往通過對歷史的迥異評價來完成。其中，5月4日 是最為舉足輕重的歷史節點，抗議學生與共產黨都認為這一天是屬於他們的紀念日。
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許多學生聲稱，他們受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感召。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和會上遭受的惡劣對待激起了人們的怒火，從而引發了史稱「五四運動」的學生抗議運動。這場抗議爆發時，思想激蕩的「新文化運動」正在發生。當時，學生與知識分子大量吸納了海外的反傳統思潮，而其中一名倡導者將其總結為著名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不過，中國共產黨也宣稱「五四運動」是其傳統的組成部分，稱這場愛國運動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1921年的建黨鋪平了道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歷史學教授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一直在從事中國學生抗議運動的研究工作。在下文中，他將回答為何「五四運動」對1989年至關重要。
問：在1989年，鼓舞很多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似乎是對自身及自身社會地位的理想主義觀念，而這種觀念又可以至少追溯到「五四運動」。在學生眼中，「五四」的傳統意味著什麼？
答：1989年的抗議者對1919年的「五四運動」有強烈的認同感。「五四」是學生領導的愛國民眾運動，在中國教育體系裏備受推崇，就好比波士頓傾茶事件之於美國。回顧1919年的鬥爭，可以激發出相互交織的兩類聯想。一是喚起對1919年5月4日 的記憶，也就是為抗議政府對內獨裁、對外屈服於列強而開展的那場學生示威運動；二是泛指當時的更為宏大的思潮，即知識分子提出，接納「民主與科學」，是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重新獲得強國地位，贏得尊重的第一步。在1989年一份關鍵性的學生宣言裏，他們自稱正在進行是「新五四運動」，還提及了「五四」傳統中除了抵禦列強欺淩之外的方方面面。1989年的集會活動裏，有不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座紀念碑前舉行的。這座紀念碑鑲嵌的浮雕中，有一幅展現的是「五四運動」中學生呼喚正義並號召工人，與他們一道加入愛國運動的情景。
問：你是否認為1989與80年代的思潮有關？具體又是怎樣的關聯？
答：雖然1989年的時候我本人並不在中國，但之前不久我在上海復旦大學待過一年，清楚地記得那種特殊的時代氣息。回顧過去，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的氛圍，很多人感到，共產黨究竟會如何演變的問題完全沒有定論。中共已經開始嘗試其他類似的集團未曾採取過的做法，尤其是在經濟領域，而且當時也存在一種期望，即政治變革或許很快就會隨之而來。
問：儘管學生自認為秉承了「五四」傳統，但黨內元老，尤其是鄧小平，卻將學生定性為文化大革命極端勢力的後繼者。你認為這些憂慮是否發自內心？
答：你的問題觸及了1989的一個核心層面——歷史類比之爭。鄧小平等領導人宣稱，他們，而不是學生，才代表著「五四」的愛國傳統；而學生則堅稱，是當局，而不是他們，在危險地效仿過去，採用封建君王的行為方式和文革式的討伐語言。很難說鄧小平的擔憂在多大程度上是發自內心的，或許的確有一點，不過他肯定也意識到了1989年的學生與紅衛兵之間的區別，包括缺乏一個魅力人物，讓他們像1966年的青年對毛澤東那樣，表現出瘋狂的忠誠。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鄧小平以為——事後證明這種想法並不正確——將抗議活動類比成紅衛兵式的「動亂」，能非常有效地離間民眾對學生的支持，並讓他們遠離街頭重返課堂。1986年底到1987年初，我看到復旦大學張貼的一些官方聲明，將那段時間的抗議活動貶為「新紅衛兵」行為，而這些抗議實際上成為了1989年的某種綵排。海報起到了恐嚇的作用，的確有助於平息當時那一輪的校園動蕩。
問：在媒體上，我們往往將1989年的學生運動概括為「擁護民主」。然而，從你的描述中，似乎這些抗議活動源自多種理念的交匯：愛國主義、對於民主自決的模糊理解、強烈的平等主義色彩，但也夾雜了學生特殊地位的精英意識。這些因素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
答：這一事件有多個層面，包括了你所說的全部因素。我想再補充一條，首批海報裏，有一些是在呼籲根除裙帶關係和腐敗現象——和今天聽到的抱怨非常類似。我想，讓它們融合在一起的是一種非常基本的東西，可以說已經是老生常談：學生及其支持者普遍認為，他們心愛的祖國，應當由那些全心追求心中理想的好人來統治。他們不是在呼籲推翻共產黨，而是呼籲中共領導人更行之有效地貫徹他們自己宣揚的主張。最有力的集體行動是學生們舉行的絕食抗議，此舉被廣泛解讀為，學生比當權者更勇於為公眾利益獻身。這是一個格外有力的舉動，因為在當時和日後的多個時間段裏，腐敗的一個標誌就是官員們濫用公款大吃大喝。
問：你提到，當局似乎對學生們受到的民眾支持感到驚訝。民眾的熱情支持該如何解釋？
答：促使我在博士學位論文裏重點研究學生運動的一個原因，剛好就是想探究，為什麼發端於校園的中國國內運動，許多都演變成了席捲多個階級的浪潮——論文的主題是1949年以前的歷次運動，剛好在1989年的示威開始之前寫完。這與美國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美國，其他階層以學生為榜樣的情況要少得多。這讓我們回想起「五四」傳統，它發揚了更加古老的知識分子觀念——在中國，大學生被視為知識分子的一員——即當統治者失德之時，知識分子有直言相諫的責任。縱觀整個20世紀，當中國學生呼籲變革，並用某種途徑把變革與民怨和民眾的關切相聯繫時，其他社會群體往往會走上街頭，支持學生運動。1989年，這種情況再次發生了。
問：很難想像學生追求民主和權利的呼聲，能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激起同樣的效果。或者這樣說是缺乏敏感？
答：我不會做出「五四」傳統已經徹底消亡的論斷，因為事實顯示，「五四」的傳統是不斷變化的。不過，有很多情況確實已經改變了。例如，有一種想法激發了1919年的學生，也激發了之後多年裡多次呼籲發動「新五四運動」的學生，那就是中國落後於其他國家，需要改弦更張才有機會成為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國家。現在，人們的感覺是中國已經「現代化」了，至少在某種物質層面如此。所以，目前的抗議關注的往往不是需要如何開展變革，才能讓中國更有效地現代化，而是快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在1989年，前者仍是抗議的主題。
問：你能想像學生們再次成為中國政治抗議的主力嗎？
答：鑒於多種原因，現在很難想像1989年的那一幕會再次上演，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過去25年裏，政府耗費了大量精力，竭力要把那場運動重演的機會減到最小。政府採取了花樣繁多的舉措，包括讓學生享有一些不那麼政治化的權利——比如讓他們更多地掌握自己的私人生活，讓他們擁有更多的購物選擇，讓他們決定聽什麼音樂，以及大體上如何打發個人時間——這是他們在1989年的抗議中所尋求的。我們要看到，自1989年之後，官方處置抗議活動的許多舉動，不僅是在設法運用當時得到的教訓，而且也在設法運用從東歐和中歐各國的經歷中汲取的教訓。例如，一旦任何事件似乎能將來自不同社會群體或位於中國不同區域的示威者聯繫起來，當局會及早、迅速地進行壓制。同時，當局也會讓有積怨的人，對自己的個案發泄情緒。
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不應該就此否認學生的影響力。雖然共產黨很樂於看到，15年前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被炸時，學生中爆發了反北約(NATO)情緒，在那之後也時而湧現出反日浪潮，但他們依然對學生感到頗為不安，在學生們通過短暫的示威發泄不滿後，政府就會迅速地設法把他們從街上驅走。政府感到緊張的部分原因是，他們知道，過去在中國時有發生的情形是，最初因為外國人作惡而大聲疾呼的學生，會演變成現任統治集團的抨擊者，指責他們不配治理自己迫切要維護的國家。我想不出，引發下一場席捲全國的燎原之火的火星，究竟會源自哪裡。不過問題依然存在，其中一個擔心是，當權者最終會更在乎保護自己的資產和權力，而不是做最有利於國家的事。一旦出現導火索，促使學生們再次堅定地認為中國正在經歷危機，必須由真正的愛國者來處理危機，而不是垂垂老矣、手握大權的腐敗政客，那麼這種擔憂可能就會引發眾多社會群體的共鳴。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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