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諧社會”的政治變異及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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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5日 10:40 AM

中國“和諧社會”的政治變異及後果

中國獨立學者 閻克文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過去十幾天中，兩起與城管有關的事件再次引起社會注目。浙江蒼南城管被民眾圍毆，隨後安徽合肥城管在公園內圍毆一公務員及其家人。當公眾再次討論城管是否有執法權，針對暴力執法是否能夠“以暴制暴”之時，有一個問題便浮出了水面，即城管不再是單純的強勢一方，蒼南的民眾已經基於對“城管”的認知共識採取了一致的集體行動——暴力回擊。

由此，中國社會管理最基層觸角——城管制度面臨的四面楚歌，充分證明了過去多年中國社會管理能力的低下。這支上世紀90年代末實行歸口管理後便統稱為城管的隊伍，無行政執法權卻行使其職能，在胡錦濤時代的“和諧社會”政策之下趨於權力最大化，無限度模糊了社會管理和政治治理的邊界，後果已經有目共睹。

持續有效的政治支配（political domination），需要若干不可或缺的物理條件，一般認為，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手段，建構或重新調整利益格局，關係尤為重大。不過，在既定的條件下，相對於需求的無限性，資源始終會面臨獲取和供給的極限問題，從權力到麵包，概莫能外。因此，按照韋伯特別強調的說法，統治秩序的持續有效，還有一個條件也不可或缺，即政治支配的正當性，這個正當性並非單純來自統治者本身的自我授受，同時也來自被統治者對其正當性的普遍信任，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普遍信任，否則統治成本就有可能完全失控，共同體秩序的動態平衡將被徹底打破。“和諧社會”就可以看做一個就事論事的突出範例，城管不過是很細枝末節的表像之一。

在繼續就事論事之前，我們不妨簡要厘清一下“和諧”這個政策宣示概念，這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理應做卻從未做過的功課。

“和諧”作為針對實然狀態的描述性概念，是指向對既定客觀事實的靜態說明和解釋，它的所指範圍明確有限，其內涵沒有任意延伸擴展的餘地。但如果所指邊界過於模糊，最終會導致一個使用中的夜壺被當做茶壺，後果很可能是無法容忍的。同理，對於舶來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雖然看上去似乎已經家喻戶曉，但如果所指邊界含混不清，最終也很可能被隨時誤以為是另一種“依法治國”（rule by law），但這時的後果就要嚴重得多了。

與描述性概念相對應的規範性概念，則是提供約束性標準，與標準不符的元素，即可被剛性認定有違規範，因為它的要求是建構預期事實，比如朝鮮半島“無核化”。

顯然，如果有意無意地混淆了概念界限，概念本身就可能成為混沌攪拌器，即使在純理論操作上，也必定會導致難以接受甚至災難性的後果，更何況在實際操作、尤其是政治操作上。

但事實上，“和諧”就是被打造成這樣一個攪拌器的。當然，政治語言的含糊其辭，歷來就是任何政治形態下的常見現象，原因也大同小異。不過像“和諧社會”這個特定概念的含混程度及其政治後果，殊可謂匪夷所思。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和諧社會”概念。按照胡錦濤的描述，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共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不言而喻，他給出的不是一個已經存在的客觀性既成事實，而是有待完成的主觀性預期事實。

按理說，倘若只是將“和諧社會”當作一個遙遠的社會理想，或者僅僅作為一個抽象的政治目標，雖然顯得空洞無物，倒是還算無毒無害。但若將其具體化為操作層面的政治目標，這意味著，就普通政治學的必然邏輯來說，即便那是個至善論的烏托邦，也遲早有可能變異為至惡的利維坦。事實上，這種變異從一開始就迅速發生了，“和諧”化身為一系列操作指針大舉入侵各個領域，以致“和諧司法”、“和諧執法”、“和諧徵稅”、“和諧拆違”等概念層出不窮，甚至還出現了“和諧世界”、“和諧海洋”、“和諧外交”之類的夢囈般怪詞。

決策短期化

無疑，“和諧”本身不具備任何規範性操作標準。在操作層面上，幾乎沒有什麼明確具體的標準可以將當下的和諧與未來的和諧、表層結構的和諧與深層結構的和諧區分開來。因此，如果兩者發生衝突，相對于未來的深層和諧經營，當下的表層和諧操作必定會獲得壓倒性優勢，原因很簡單，前者常常是可望不可即，後者卻總是顯得觸手可掬，並且成本相對比較低廉。如果決策者有機會粉飾太平，誰又會願意殫精竭慮謀求長治久安？

順理成章，“和諧社會”一旦具體化為操作層面的政治目標，決策短期化也就不可避免了。同時，它作為一項政治宣言，也為決策短期化提供了最具權威性的政治托詞，並且天然地迎合了——也最大限度地釋放了——決策者追逐部門私利、行業私利、機構私利乃至個人私利的本能欲求，進而誘導甚至迫使決策的整個代理執行系統，以“和諧”為遮羞布或保護傘，濫用野蠻無序的行政推進手段追求“和諧”，那個有名的“不折騰”隨即就成了胡折騰，按照孫立平教授的精闢說法，這是通過“授權作惡”實現的，而有目共睹的結果就是——恐怕也只能是——以“和諧”摧毀和諧。

法治危機

法律原本是阻止決策短期化的最後一道堤壩，也理應是最堅固的堤壩。但在“和諧”洪流的衝擊下，這道堤壩迅速變得岌岌可危。所謂“和諧司法”或“和諧執法”，其實就是“和稀泥”。通過誘使甚至迫使受害人或債權人當冤大頭來解決糾紛，或通過“桌下交易”來擺平上訪者或鬧事者，只圖一時一事的息事寧人，表面上“和諧”了，更大的危機卻潛伏下來。

社會治理需要一個敦促人們棄惡從善的激勵機制。違法者要受懲，欠債的要還錢，殺人的要償命。但在“和諧”的語境下，一切都走了形，法律的激勵機制被徹底扭曲，機會主義訴訟和機會主義上訪數量猛增，良民受損，刁民獲益，社會風氣迅速惡化；司法公信力及執法公信力被嚴重侵蝕，終至於近乎蕩然無存；整個官僚系統的懶惰、懈怠和隨意踐踏既有規則，都以“和諧”的名義被正當化了。

外交笑柄

如果只是關起門來構建“和諧社會”，倒也罷了，畢竟家醜不至於外揚。但“和諧”還走出國門，從“和諧社會”延伸到“和諧世界”，還有“和諧海洋”，實則成為國際外交史上罕見的大笑話。

眾所周知，國際社會至今仍是個無政府社會，說到底還是實力至上，外交無非是結交朋友，對抗敵人；其基本的邏輯，就是一個國家的魄力和實力相匹配。當然，外交政策應該有些恰當的包裝，佔領道德高地或隱藏攻擊性姿態也是必不可少。但這種包裝不能太離譜，否則就成了一廂情願，騙得了自己，騙不了別人。那些幾百年來就以履行世界責任為己任的外交大國，聽到“和諧世界”、“和諧海洋”或“和諧外交”之類的目標宣言，想必都會迅速做出一個判斷：“你可以侮辱我們的人格，但不能侮辱我們的智商”。胡溫十年最終導致中國幾乎淪為國際棄兒，就是一個明證。

是非泯滅

“和諧”操作的極端吊詭之處就在於，它以含糊其詞的是非尺度摧毀了許多清晰明確的善惡標準，眾議洶洶的南京彭宇案就是著名一例，不僅如此，該案極為廣泛、深入、持久的負面示範效應，也實屬罕見。

在這方面，最有創造性的表現之一，則是有官方力量招募、培植、動員、操縱大規模網路水軍，特別是2008年以來，有組織地投入一切“輿論”活動，蓄意製造資訊混亂，大力誘導觀念衝突， 以粗鄙乃至下流的“左”“右”對敲雙簧手法，日益加深社會撕裂程度，推動暗箱政治主導下的社會動盪感和危機感不斷加劇，直至近乎公開地刺激和製造極端事件。這些早已廣為人知的常規政治動作，先不論主導力量的主觀意圖是什麼，與“和諧”根本南轅北轍卻是一望而知的。

類似這種具有全局性影響的是非混淆黑白顛倒，已經充分滲透在幾乎所有的現實生活領域中，可以說俯拾即是。

毋庸贅言，“和諧社會”的政治後果是有獨特解析價值的，並非含糊其辭掛在“制度”名下就能把責任對付過去，儘管有人絞盡腦汁想這麼幹。決策的短期化必然會埋下新的社會政治危機禍根，它所解決的問題遠遠不如它製造的問題既深且廣，如果說它還解決過什麼問題的話。2003年底國家信訪局曾給出一個數字，稱7月以來的信訪量創下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高，約為1000萬人次。到2012年底，這個數字膨脹為6000萬人次左右。這種事態理所當然可以被看做30多年來空前的人權和政治危機。

由是，大規模的“維穩”便應劫而生。

“和諧”與“維穩”相伴而生，成為十年“和諧社會”最荒誕的政治景觀，實際上，維穩本身就證明了和諧政策的徹底破產。廣為流行的“被和諧”一說，正是對和諧社會的最大諷刺。

從事實上說，“和諧社會”作為一個被偷換了功能的概念，不妨一言以蔽之，是個沒有目標的目標，但又是個嚴格排他的目標，因而註定了就是一個自我毀滅的目標，儘管它的初衷可能要毀滅的肯定不是始作俑者本身，而是別人。

另一方面，從客觀上說，“和諧”目標更嚴重的後果還在於，它直接導致了統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無止境流失，迫使整個統治階層面臨著共同的顛覆性危機。為了避免危機釀成實際的災難，統治階層內部如果有政治勢力要求嘗試不同的政策選擇，那也完全不足為奇，“和諧”與“維穩”的矛盾奇觀應該就是最突出的表像。

問題在於，面對進攻性的“和諧”的操作後果，防守性的“維穩”對策就不可能主動消防，只能是被動滅火，多元利害衝突明擺著犬牙交錯，不僅成本浩大，且治標不治本。此即眾所周知的“越和諧越不諧”、“越維穩越不穩”。

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是，儘管“和諧社會”的險惡局面仍然可控，但不僅代價極為驚人，也給未來造成了一個災難性的隱患：和平變革本身及其與暴力革命之間關係的巨大不確定性。

十年“和諧”根本沒有指向建構或重構政治遊戲規則，而是打破或企圖打破一切規則，這為“文革”捲土重來提供了直接的動力支援。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突如其來的所謂”中國夢”，初看上去就著實莫名其妙。不過一年多來的政治過程表明，這倒恰恰成了“和諧社會”的解毒劑，儘管是以空對空，卻不是以毒攻毒，避免了隱性政治廝殺誘發可能的政治崩盤。更重要的是，同樣顯得空洞無物的中國夢，不可能退化為操作層面的施政目標。“國家治理現代化”和“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施政宣言及其政策推進，則一併在形式和實際上否定了“和諧社會”的政治操作，進而嚴重威脅到“和諧社會”蔭庇下各種面目的寄生勢力的政治存在，有效遏制了整個行政機器空前歇斯底里的自利最大化衝動。

更為突出的是，“和諧外交”的無厘頭操作方針基本上已被徹底拋棄，與歐洲議會及其領導人的高調交往即可視為標誌性事件。這種謀求理性化秩序規則的明確取向，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變化，至於前程究竟是凶是吉，當然取決於各種實際政治力量的複雜博弈。

胡溫末期那種貌似迫在眉睫但十分可疑的“革命”氣氛，想必還都記憶猶新吧？畢竟，“和諧社會”直接扔給了當代世界一個頭號爛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