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3日 星期日

臺灣學運暴露兩岸深層危機?


(Ajin 開口)
看了底下這篇洋洋大論,剖析為何兩岸當局都難讀懂太陽花,服貿何故在台灣反彈這麼大?
這麼大篇幅分析的結論呢?作者居然能想出藉太陽花,讓兩岸紅頂商人共同推動中華體制的變化,如此創意,不天才也難!
雖然作者立足點確實與兩岸當局有不同,但作者仍然沒有看清楚兩岸的深層危機,因為作者根本無法理解為何不當中國人是件比神仙爽萬倍,會讓人拍拍手的事。白蟑螂不也如此無法明白嗎?因為這超越他們的經驗範圍了。
不過既然能令俺捧腹打滾,墨水也不算白費。


臺灣學運暴露兩岸深層危機
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研究員 笑蜀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臺北論壇董事長蘇起41帶團訪問大陸,與國台辦、商務部等部門交流。談到太陽花學運,大陸官員很困惑。商務部一位官員就說:服貿協議規定的臺灣對大陸開放的項目,要麼早已開放,要麼是早已適用其他國家的待遇;且大陸對臺灣的要求不多,實在無法理解臺灣為何有這樣的反彈。大陸當局的這種困惑,實際是對臺灣民意的隔膜。但隔膜的豈止是大陸當局。
兩岸當局都難讀懂太陽花
純就經濟而言,大陸官員說的可能不差。服貿對臺灣服務業可能尤其利好,因為沒有獨特資源、製造業也不強悍的臺灣,競爭力最強的就是服務業。若服貿協議生效,則整個大陸市場,都可能向臺灣服務業開放,堪稱臺灣經濟的大突破。
必須承認,今日之中國經濟,較十多年前已大不同。今日中國經濟不再限於加工製造業,而意味著巨大市場,空前強悍的購買力,其誘惑越來越不可抗拒。且不談資本家,就連各國名流包括大知識份子,都紛紛來中國打躬作揖,用自己的話語權做交換,但求在中國市場分杯羹。這現象用三個字概括,或可叫做吃中國吃中國之人頭洶湧,已蔚為壯觀。
於中國當局來說,國內巨大的市場有如經濟上的三峽水庫,閘門朝誰開、灌溉誰的田園,全憑一己好惡,是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利器。就此而言,經濟與政治、市場與統戰,本不可分。中國當局的經濟統戰大致分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直接送錢,如每年上千億美金的對外援助,大多針對沒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落後國家;其次是送訂單,比如買美國波音、買法國空客;最高層次則是開放市場尤其高端服務業。
服貿的最大看點,即是大陸服務業、金融業對台開放,等於給臺灣送去一個大禮包。顯然大陸最高當局下了最大決心,要以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突破作為自己任內最大成就,以奠定其個人的歷史地位,為此不惜血本。在大陸最高當局看來,既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確定了經濟全面自由化的總方針,大陸服務業包括高端服務業的開放就是遲早的事。與其先向歐美開放,不如先向同文同種的臺灣開放,讓臺灣服務業在大陸先聲奪人,即吸引大陸經濟三峽之水灌溉臺灣服務業,打造兩岸經濟共同體,再向歐美開放不遲。
在大陸當局看來,這樣做一定是投臺灣所好,畢竟臺灣內需市場太小,經濟上幾乎完全沒有規模和腹地可言。破天荒地讓大陸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首先對台開放,讓臺灣一舉解決經濟腹地問題,在大陸當局看來無疑是空前大手筆,臺灣民眾和臺灣輿論,理應喜出望外感恩戴德才是。
大陸的動人承諾,給了馬英九政府拼經濟的最大希望,也讓馬英九政府有了最大動力,不惜一切代價為服貿保駕護航。馬英九第二任後期,聲望急劇下跌,惡評如潮,而有九趴總統之譏,執政合法性也大打折扣。且臺灣經濟萎縮十多年,有如泥潭困獸,這是臺灣最大的焦慮之一,也被馬英九視為力挽狂瀾的突破口。馬英九政府只剩兩年時間,若能在最後兩年通過服貿給臺灣經濟帶去活力和前景,在馬英九看來也算對得起臺灣父老,可以挽回自己的聲譽。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跟大陸簽署和平協定,確保兩岸和平的永續,自己就更可以名垂青史了。這就註定了服貿協議必然是馬英九執政後期政治上決定性的一役,必然為此投入全部力量。馬英九堅信,只要闖過了服貿這個要隘,後面一定是坦途。前面多少的困頓、屈辱,都可以得到補償。臺灣父老一定會深深感激他為臺灣的付出尤其為臺灣經濟的付出。
但以反服貿為主題的太陽花學運突然爆發,猶如平地驚雷,把兩岸政府震得暈頭轉向。弄不懂,想不通,氣不過。對大陸當局來說,從江澤民時代強硬的飛彈政策,到主要致力於爭取臺灣人民的柔性對台,再到開放大陸高端市場給臺灣做經濟腹地,已經是大陸對台政策的最大調整。但無論怎麼調整臺灣民眾都不買賬,難道不是逢中必反麼?
對馬英九政府來說,臺灣最大短板就是經濟。亞洲四小龍之首已一落千丈,不復昨日輝煌,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圍的可能,這不僅影響2300萬臺灣人民的生計,更有損臺灣的尊嚴尤其有損自由、民主的尊嚴。所以當務之急只能是拼經濟。自己千辛萬苦才在這方面有所斬獲,臺灣經濟終於有望突圍,臺灣民眾卻非但毫不珍惜,反倒群起攻之,在馬政府看來,這也太不領情,太民粹。
豈止兩岸兩黨困惑,就連大陸知識界,對太陽花學運也大多莫名其妙。必須承認,反服貿確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一面。在深受計劃經濟之苦的大陸知識界眼裏,這太不可理喻,太理想化、太左傾,對太陽花學運也就頗多批評,造成兩岸知識界的激烈爭議。但爭議無論多激烈,其實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溝通,可以求同存異。但有人缺乏起碼的善意,把大陸知識界的批評一概貶為政治上的反動,一概斥為維穩,不過是當年革命大批判的做派,不值一駁。
但是,反服貿決不止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這一面,而有複雜成因,其複雜成因中頗多合理成分。大陸知識界則對此所知有限,這種隔膜確實需要消除。
太陽花是對中國模式和大陸統戰的反彈
臺灣太陽花學運最重要的成因,是對中國模式的反彈。這種反彈之強烈,用驚弓之鳥形容,也不過分。
所謂中國模式,崛起於2008年奧運會。接下來的世界金融危機,更讓各國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國的錢袋,更助長了中國當局的傲慢。這傲慢主要體現為制度上和價值觀上的所謂自信,即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想像。從前,中國在國際話語市場上一直弱勢,中國當局也默認這種弱勢,只敢向世界輸出物質產品,即所謂韜光養晦。但在2008年奧運會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當局在國際話語市場上越來越不甘寂寞,越來越急於輸出價值觀,越來越急於擴張所謂中國模式。
但中國當局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的努力只對各國政府部分有效,在民間起到的都是反效果。越是輸出所謂價值觀、擴張所謂中國模式,就越發導致全球公民社會尤其國際輿論的普遍恐懼,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場。流風所及,甚至株連民間交往。
我前年訪日,一位日本學者就坦率告訴我,2008年奧運會之前,他只反感中國當局,但同情中國人民,認為中國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奧運會之後,他越來越不這麼看了,認為所謂中國人民跟中國當局,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大的分別。我幾次訪問港臺,港臺一些朋友也向我陳述過幾乎一樣的觀點。因而中國模式愈崛起,中國愈要在國際話語市場有所作為,世界範圍尤其跟中國本土最直接的港臺兩地的民間社會,中國形象就愈不堪,中國這個詞就愈讓人談虎色變,去中國化就愈聲勢浩大。香港在97回歸前並沒有所謂港獨問題,回歸多年之後港獨竟漸成氣候。97前香港已有大規模移民,穩定多年之後,近年再現移民潮。臺灣的去中國化曾隨著陳水扁政治上的破產漸趨沉寂,但因香港一國兩制遭遇困境,近年也再起高潮,對中國的恐懼再度彌漫於臺灣民間。
眾所周知,類似服貿這樣的經濟關係,如果存在於臺灣和美國之間,臺灣和日韓之間,臺灣和歐盟之間,都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大風潮。今天這大風潮,並不是服貿具體內容真有多大問題,真對臺灣多麼不利。很多反服貿的臺灣學生和臺灣民眾,可能到今天都未必瞭解服貿的具體內容,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要反,甚至認為自己反服貿根本不需要以瞭解為前提。為什麼?就因為跟中國有關。只要跟中國有關,就無法讓他們安心。這都是所謂中國模式的陰影投射,其實無關服貿,服貿不過正好撞上了槍口。
具體分析,中國模式與臺灣社會,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衝突。
首先是與臺灣人文傳統的衝突。三次訪台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臺灣社會的人文性和人情味。經濟的騰飛、市場的擴張、工商業的高度發達,並不一定要以犧牲傳統的人文價值為代價,而可以完美結合,讓每個社會成員既享受發展的紅利,也享受人文的美好、人性的溫暖。這點上,臺灣在世界範圍內可能都是做得最好的。而恰恰在這點上,中國模式跟臺灣形成強烈反差,臺灣民眾絕難接受。
其次是與社會正義的衝突。在臺灣,社會正義主要體現為均富。且以交通為例。大陸為發展高鐵,充分保證高鐵的客流量,原來的綠皮火車統統取消。坐不起高鐵的窮人咋辦?這問題根本不在決策者的視野之中。但在臺灣,雖然也有跟大陸高鐵類似的自強號,有跟大陸特快類似的莒光號,但逢站必停的區間車,照樣四通八達,跟自強號、莒光號共存共榮。我從臺北坐區間車到基隆,票價折合人民幣區區八塊錢,臺灣誰會坐不起?而且車內寬敞明亮,乾乾淨淨,低價但絕不低質。不僅交通如此,臺灣吃穿住各方面莫不如此,富人富得克制,絕不敢炫富,否則會被視為粗鄙、野蠻,後果非常嚴重。窮人窮得有保障、有尊嚴。不止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保障,更重要的是有整個消費結構保障。用臺灣流行的辭彙概括,叫消費正義。
不只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環節注重均富,市場自發的消費結構也注重均富,可見均富代表的正義觀在臺灣之深入人心。從政治文化層面說,多數臺灣人都有社會主義傾向,因而都比較左傾。國民黨固然從來強調均富、強調節制資本,民進黨則更重視分配正義。如果說國民黨價值觀上接近民主社會主義,民進黨則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兩大政黨在社會正義上你追我趕,造成的結果是臺灣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的充分發達,比北歐不差。但臺灣人的稅負卻比北歐低太多。即臺灣人用最低稅負,擁有了可能最好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這是臺灣最大的成就和驕傲。中國大陸的兩極分化則令他們恐懼,中國模式在他們眼裏屬於典型的原始資本主義、野蠻資本主義,跟臺灣的發展方式沒有任何相容性。
再次是與自由價值的衝突。臺灣的憲政體制確實頗多缺失,代議制確實常常失靈。但無論如何,臺灣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確有充分保障。這首先表現為罵總統的自由。民主轉型後臺灣歷屆總統,在任時沒有一個不被罵得狗血淋頭,都是萬眾歡呼中昂然登臺,全民痛駡中黯然下臺。總統如此,其他官員更不在話下,真的是官不聊生。
固然,民主社會人人皆可罵官,但像臺灣那樣每屆首腦都被罵翻,所有官員都難有職業尊嚴,則世界少見。可見臺灣自由度之大,確實首屈一指。臺灣人對此非常享受,根本不能想像失去自由的日子。對於大陸的種種不自由,尤其對於臺灣諸多網站被大陸封殺,他們覺得匪夷所思。我有個作家朋友一度定居北京,買了一套大別墅,但後來還是賣掉別墅回臺灣,問他為什麼?他說北京的兩個東西讓他無法容忍,一是霧霾,再就是封網。這感受為很多穿梭兩岸的臺灣人所共有。尤其是臺灣中產階級。因工作需要他們經常去大陸出差,但每次去都很痛苦,仿佛去敵佔區,皆因對霧霾和封網的恐懼。
純就物理意義而言,臺灣海峽並不寬。但就價值觀而言,所謂中國模式與臺灣價值的距離,恐怕比兩個星系之間的距離還要遙遠。在臺灣人看來,如果說十多年前即江澤民時代,中國大陸的主要威脅是布點福建的幾千枚飛彈,那麼今天中國大陸的主要威脅則是價值觀威脅。中國模式所代表的價值觀,即絕對的發展主義,徹底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金權主義,對自由平等的排斥,對人的尊嚴的無視,在臺灣人眼裏,再惡俗不過,再醜陋不過。臺灣人在骨子裏極度鄙視,他們堅信,兩岸的價值衝突本質上是文明衝突,兩岸最大的距離是文明的距離。
一方面在價值觀上,在文化上,臺灣人極度自信乃至自負。但另一方面,兩岸經濟體量落差太大,這又導致臺灣人經濟上的極度不自信乃至自卑。而經濟上愈是不自信乃至自卑,對大陸當局在價值觀上和文化上可能的滲透就愈是恐懼。我有個臺灣朋友剛出一本書,書名就叫《沒有中國的臺灣》,代表很多臺灣人的夢想——既然中國模式之下,有關中國大陸的一切都讓人無法忍受,則不如乾脆無視,當中國大陸不存在,不跟中國大陸有任何實際交道,惹不起,躲開還不行嗎?兩岸關係上的光榮孤立因此頗有市場。
兩岸政客對臺灣民間焦慮都缺乏意識
但事實證明,所謂光榮孤立說輕點一廂情願,說重點是把頭埋進沙堆的鴕鳥思維。兩岸關係根本就是剪不斷,理還亂。
說到這裏,不妨講個故事。
20123月,筆者第一次訪台,去嘉義的路上碰到一個珠寶商場,專售各類紅珊瑚寶石。平時都關門,陸客觀光團來了才開門。筆者親眼所見,陸客大巴剛到,就不知從哪冒出一隊保安,急急忙忙地設路障。原來的雙車道馬上變成單車道,即大巴停靠的商場一側禁止通行,形同戒嚴。隨後陸客下車,在導遊引領下魚貫而入。我也混入其間,但見商場內人頭洶湧,燈光昏暗,保安林立,仿佛黑社會開設的地下賭場。讓我最恐懼的是,整個商場居然只有一個出口,且出口通道很窄,我當時就產生一個不祥的聯想:要是突然發生火災,商場裏那麼多人怎麼疏散?得燒死多少人?
觀光團規定購物時間是一個小時。時間一到,陸客大巴即絕塵而去,整個街區一下變得冷冷清清。商場關門,路障撤除。隔壁有很多小攤小店,其間我沒見到一個陸客出入。大巴走後,我好奇地問攤主:為什麼沒有陸客來購物?攤主都一臉苦笑:有保安攔截,誰敢買我們的東西?我這才恍然大悟。
商場保安是沒有執法權的,卻可以實施交通管制,阻止陸客到隔壁攤點購物,這顯然已違法。違法而能長期存在,商場想必大有來頭。但打聽結果,老闆不過縣長秘書的老婆而已。縣長本人又該何等手眼通天?讓人浮想聯翩。後來我把這故事講給大陸的媒體同仁聽了,因為我相信陸客觀光團一定更多坑蒙拐騙,希望他們派記者臥底調查。惜因事涉兩岸關係,太敏感,沒有大陸媒體敢涉水。
從這個故事,可窺兩岸經貿寡頭化、權貴抱團兩頭吃之一斑。這當然不是兩岸經貿的全部,但的確是兩岸經貿不容忽視的黑洞。黑洞的存在不足為怪,是大陸當局統戰邏輯尤其維穩邏輯的必然產物。以經統政是大陸疆藏地區的統戰指南,尤其是維穩指南,造就了一大批吃維穩飯的寡頭,他們的任務就是所謂反分裂,全部利益也都在所謂反分裂。中央政府經常委屈地表白自己給疆藏經濟輸了多少血,但因利益結構不均衡,輸血大部分用於贖買吃維穩飯的各級寡頭,反而加劇疆藏地區的貧富不均和社會矛盾,中央政府對此則諱莫如深。
對台統戰也靠利益輸送,只是不能像對疆藏地區來得那麼直接。兩岸經貿就成了利益輸送的主要管道,重點是對臺灣幾大家族,如連氏、江氏、辜氏家族等等。不單藍營,綠營新貴近年也有分羹。譬如當服貿風頭最盛時,偏有民進黨中央評議會主委陳勝宏、不分區立委薛淩夫婦為主導的陽信租賃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陸總部,挺進大陸金融業。民進党發言人鄭文燦不得不出面給說法,卻解讀為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要公眾勿過度解讀。此說顯然不能令人信服。輪到藍營就是政經不分,涉嫌賣台,輪到綠營就很天真很純潔,經濟跟政治就要分開?事實上沒有誰能分開,沒有誰能避嫌。因為大陸市場尤其要素市場的閘門對誰開對誰不開,背後顯然都有政治考量。
陽信個案上民進黨的雙重標準,說明即便臺灣所謂反對黨,也難逃脫被大陸當局贖買的命運,跟國民黨並沒有本質的分別。這種贖買的有效,才是臺灣社會深層恐懼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大陸市場誘惑太大,大陸當局擁有的資源太多,且制約太少、底線太低,沒有什麼搞不定,臺灣根本不是對手。
遲早要被大陸同化,被納入中國模式的體系中,這是近年臺灣社會最大的恐懼和焦慮。大陸對台統戰越成功,臺灣社會的這種恐懼和焦慮就越強烈,臺灣民眾對大陸就越是抵觸。太陽花學運則是多年恐懼和焦慮累積的總爆發。所謂服貿,不過導火線而已。
但對臺灣社會根深蒂固的恐懼和焦慮,無論大陸當局還是臺灣的國、民兩黨,都缺乏足夠認識。此前,兩岸兩黨關係幾乎到了三十年來最好的時期。當時我在臺灣,經常對朋友開玩笑說,第三次國共合作開始了。國共兩黨合力推進所謂和平進程,簡直凱歌行進,都以為大功即將告成。民進黨的抵制也是半心半意。但他們並不知道,臺灣民眾都在冷冷地看著,他們越高興,臺灣民眾越不放心,逆反心理越升級。當馬英九政府決定孤注一擲強推服貿時,火山終於一夜引爆。
這時臺灣民眾不僅不滿中國模式,不滿兩岸關係,而且不滿所有政黨政客和政治勢力。所謂太陽花學運,是臺灣民眾拋開所有政黨政客、所有政治勢力,甚至拋開代議制,通過直接民主集體自救的一次嘗試。這對兩岸三黨,甚至對臺灣的代議制,都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不統不獨不武已無法維持兩岸現狀
回頭再說蘇起。曾任臺灣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任上最大貢獻之一,是首倡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兩岸政策,這管用了十多年。但今天開始,三不不再管用,而必須超越。
為什麼這麼說?且以服貿為例。
如前所述,反服貿有多種成因。對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層面的反服貿,筆者無法苟同。小眾可以嘗試理想化的新生活,可以不被現代經濟裹挾,但不能強加給大眾。就大眾而言,現代經濟顯然不可逆,沒有哪個國家的當代經濟,因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而發展而繁榮。
既承認現代經濟不可逆,則不能不承認服貿對臺灣的合理性。有人會說,為什麼臺灣的自由貿易一定要對大陸?不可以只對歐美對日本麼?這假定如果成立,臺灣經濟何至停滯十多年而無良策?過去十多年,臺灣對歐美對日本難道不開放麼?但並未拯救臺灣經濟。世界經濟普遍復蘇乏力,歐美日本拉動臺灣經濟復蘇的能力有限,這是客觀事實。這就註定了,猶如80年代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主要是對美國,今天臺灣的經濟開放主要是對中國大陸。而如果放棄大陸市場尤其是大陸的高端服務業市場,就等於放棄了臺灣最重要的經濟腹地。接下來的問題是,可替代的方案在哪?臺灣的經濟腹地何在?出路何在?
因不統拒絕服貿,難。大陸當局對此最多無奈,但不致傷筋動骨,對臺灣經濟前景卻可能是重創。那麼無條件擁抱服貿如何?顯然也難,因為服貿的確有政治後果,那就是通過兩岸經濟融合,打造兩岸經濟共同體,進而影響臺灣民心,推進兩岸政治上的一體化進程。可見,如果停留於不統不獨不武,首先服貿問題就解決不了。
又豈止無法解決服貿問題。最要命的是,不統不獨不武根本無從應對大陸當局的全面滲透。這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全面滲透的結果,只會是臺灣的價值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失守,臺灣全方位的中國模式化,沒有任何力量能遏制這一趨勢。即不統不獨不武已然不可能維持現狀,只會導致臺灣社會的不斷沉淪和潰敗,導致臺灣越來越不復為臺灣。
超越藍綠,公民自救,是去年洪仲秋事件以來臺灣新公民運動最強勁的呼聲,正在成為臺灣社會的共識。這是臺灣社會覺醒的第一步,但這不夠,還可以再跨一步,即不僅超越藍綠,更超越不統不獨不武不統不獨不武建立在一個決定性的前提下,即十多年前兩岸政治經濟體量相對均等,國際社會尤其美國對大陸當局也有強大制約。這前提今天已不復存在,兩岸政治經濟體量已極不對等,國際社會尤其美國對大陸政府的制約也越來越乏力。如此情勢還固守不統不獨不武,無異刻舟求劍。越是被動防守,就越是被動挨打,就越是節節敗退而不知伊于胡底。
這就需要大智慧,大戰略和膽魄。既然必須面對,何不坦然面對?既然被動防守等於自殺,何不主動出擊?臺灣政治經濟體量固然弱勢,但也並非一無是處。無論價值觀、文化還是生活方式,整個軟實力上,臺灣都占絕對優勢。十多年來的兩岸民間交流,也充分證明了臺灣軟實力的巨大吸引力。滲透從來是雙向的,中國模式固然一直在滲透臺灣,但兩岸十多年的軟實力競爭,臺灣決沒有吃虧,恰恰滲透和改變大陸更多。而對大陸的這種滲透和改變,正是臺灣所最需要的。對此,臺灣民間應有足夠自信,而不是自暴自棄,自廢武功。
臺灣民間還需要抱以信心的,是對大陸內部改變的力量的信心。大陸不是鐵板一塊,甚至,在大陸的體制內部,執政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新極權早就不可能像老極權那樣無所不能,它越來越泡沫化,碎片化,越來越是一種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力量偏要控制一切,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即越來越力不從心,在客觀上對一切失控,直至對體制內、對中共自己失控。改變的力量則從失控的縫隙和管湧中,從體制內外、四面八方不斷生長起來。大陸不都是野蠻、落後的代名詞,它已經越來越逼近觸底反彈的最後一刻。
彙集一切善意、彙集一切力量改變中國,不僅可能,更有必要。兩岸所有僵局的根子都在中國模式,及產生中國模式的病態體制。在中國模式及其病態體制的制約下,大陸社會不可能是正常社會,臺灣社會也不可能是正常社會,兩岸關係也不可能是正常關係。想繞開中國模式及其病態體制獨善其身,實則一廂情願。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中國能改變,兩岸有空間;中國不改變,兩岸無出路,一切都是死結,一切都沒得談。
再說服貿。針對中國模式的反服貿,是臺灣民眾被迫的防守反擊,正當性不容置疑。總被溫水煮青蛙的臺灣社會終於被一盆開水燙醒,開始正視兩岸關係的嚴酷現實,開始如何面對不得不面對的中國大陸,這是好事,是臺灣社會的自我啟蒙和自我革命。
但至於服貿的具體內容,應另當別論,不可髒水跟嬰兒一起潑掉。不僅臺灣經濟需要服貿,改變中國也需要服貿。如果服貿重點是大陸服務業和金融業對台開放,這本身就可以是改變中國的支點。因為過去台商到大陸,從事的大多是加工製造業。而加工製造業跟集權體制及官商勾結可以很好相容,除了讓業主暴富,確實對大陸體制的改變並無實質推動。被改變的反而是台商,所以台商的整體社會評價不高。但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不然,它們對制度環境極其敏感,對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對法治程度、對資訊自由流通要求都很高。一旦在紮緊臺灣的籬笆之後,臺灣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以臺灣為總部而大舉進軍大陸市場,不可能設想他們會像加工製造業的臺灣業主那樣,對大陸的制度環境有那麼高的容忍度。那麼無論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都必須跟大陸的民營資本一起,共同推動體制的變化。兩岸也就更容易形成合力,持續推動中國的改變。
這也是臺灣可以自信的第三個理由。沒必要誇大大陸的體制力量,沒必要過於恐懼。現時代已經不是只靠拳頭就能打遍天下的叢林時代,而是普世文明佔優勢的時代,即軟實力佔優勢的時代。文明則是最好的軟實力。當文明的力量聯合起來,以柔克剛這個反復重演的人類奇跡,就不難再次重演。
那麼,我們還等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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