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奴役無關消極自由

(Ajin 開口)

魯迅的「聰明人，笨人，奴才」就是底下這篇的白話濃縮。然而，魯迅仍救不了中國。

換句話說，中國的存在乃是必要之惡，亦是產生魯迅作品真理性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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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8 15:31:51

書評：自甘奴役無關消極自由            / 蕭瀚

“ 當今的風氣就是時興對自由冷嘲熱諷，把自由與榮譽同樣視為已經過時的陳腐觀念。然而，我絲毫不趕這種時髦。我認為，如果沒有自由，世間便一無所有：自由賦予生命以價值，我哪裡會是捍衛它的最後一人呢？我將永不停歇地為它呼喚、吶喊。──[法]夏多布裡昂”

凱爾泰斯的諾獎小說《無命運的人生》中有個故事。三個拉脫維亞籍猶太囚徒逃出納粹集中營，消息悄悄傳開後，同囚們先是興奮，繼而有人甚至打算模仿，“但在這最初的躁動過後，可以說，我們所有的人都對他們感到相當氣憤”，因為“大約已經是夜裡兩三點了，我們卻還在因他們的行為而受罰”。這種氣憤轉變為第二天他們冷漠地看著逃亡者被處死。

類似故事在任何奴役狀態中都司空見慣──反抗奴役者遭到同伴的反感、厭惡甚至被拋棄與迫害，無論是絕對主義君主時代的歐洲、東方君主專制國家，還是20世紀所有的極權國家，都不例外。這種為了眼前的蠅頭微利而自甘奴役的現象，歷代思想家多有觀察和闡述，其中有一篇16世紀的論文被視為經典之作，就是法國人拉博埃西的《論自願的奴役》（舊譯拉波哀西、《自願奴役論》）。

這個拉博埃西就是蒙田隨筆集裡多次提及（尤其是“友誼”篇）的拉博埃西，他從一個常見的疑惑開始討論自願奴役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自願服從暴君，任其宰割，任其蹂躪──“這絕對是一個驚人的奇觀”，拉博埃西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明人類天性是熱愛自由的，但如果人們一生下來就在奴役的環境中，那麼因為伊從未見過什麼是自由，也就不會渴望自由，人是根據其已有的東西發揮想像力，尋求滿足欲望的方法。他說：

“習慣就成了自願受奴役的首要原因。”（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裡記載了一則故事，說柏拉圖有次看到人玩骰子，就把他罵了一頓，那人自辯說玩得很小，柏拉圖說：“但習慣可不小！”）

“人也會逐漸習慣他們總是處於屈從地位的觀念，以及他們的父輩曾以同樣的方式生活的觀念；他們會認為，他們是不得不忍受這種不幸的，並以他人的例子來勸說自己，最終以‘事情一直如此’的觀念為基礎，賦予到處命令他們的那些人以獨佔的權利。”（魯迅就曾質問過：“從來如此，便對麼？”）

“人們自願服從命令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天生就是奴隸，並被這樣培養；由此導致了另一後果，即人民在暴君的統治下易於變得懦弱和順從。”

天生為奴和後續培養，使得奴役處於無從打破狀態，拉博埃西還提到有些暴君為了使得人民沒有力量，故意將種種享樂的方式帶到被征服地，使他們徹底腐化，既沒有追求自由的激情，也沒有捍衛自由的孔武，糜爛墮落的人群自然是最好奴役的。

拉博埃西可能沒有注意一個與通常縱欲型腐化完全相反的奴役方式，就是滅欲型統治，這種統治術在其權力範圍內盡可能剝奪人的基本欲求，包括食色審美等一切生理和精神的欲望。滅欲型統治在古代由於統治技術所限，通常統治力度有限（比如中世紀歐洲教權制時期，主要針對的是性欲的幹涉和禁止），但到了20世紀，除了納粹極權主義是以打種族牌為其特色之外，共產極權都有過滅欲型統治時期──讀過中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些史料，就會明白大飢荒主要是政策性結果，所謂天災說早被氣候學家金暉先生等以氣候記錄推翻，讀楊顯惠先生的《夾邊溝紀事》、《定西孤兒院紀事》或可有更直接的觀感。而情感的消滅則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各種政治運動消滅人的自然親情友情之外，被刻意營造出來的嚴重變態輿論環境竟至於將人類最原始的性欲、兩性情欲也扼殺於幾乎徹底荒蕪之境（毛喻原先生新作《再見冬妮婭》中的同名篇章最能說明這個問題），只存留了婚姻中的性，即便婚姻也通過政治運動盡可能去破壞夫妻情感。

然而，誠如拉博埃西無法預見無法想像的滅欲型統治畢竟只能是短暫的，不可能是長期的，隨著搶劫型經濟的迅速耗散以及命令經濟的胡搞，財政一旦困難，滅欲型極權統治就會面臨崩潰。於是，與拉博埃西所舉的縱欲型統治效果相吻合的是，在愚蠢的滅欲型極權統治難以為繼之後，稍微有點常識的極權君主會在一定程度上放開經濟束縛，並將原先的滅欲型統治改為縱欲型統治，即便不是明縱，也必暗縱。比如對於黃賭毒的態度就十分說明問題，明禁以忽悠，暗縱則為財源、腐化和控制。

但是，也誠如拉博埃西所認為的，再嚴酷的奴役，也會有人像尤利西斯“無論是在陸地上還是在海上總是不斷尋找故鄉的炊煙”一樣渴望著自由，“這些人擁有清醒的頭腦和遠見卓識……即使自由在地球上完全毀滅，這些人也會將其創造出來”。由於專制統治，他們往往“雖胸懷抱負卻形單影只”難以發揮作用，拉博埃西對這些孤獨的自由戰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的存在是自由事業的火炬。這些人是自由事業得以存續不滅的基礎，它會使得自由的精神薪火相傳最終瓦解自願奴役的狀態。在論文的最後部分，拉博埃西用了著名的伊索寓言裡狐貍看望裝病的獅子的故事，特別告誡那些為了財富和地位巴結暴君的鼠目寸光者要遠離危險，不要給暴君提供支援讓他們變得有力量，如此才可能擺脫奴役。他總結道：

“基本的政治問題是為什麼人民會服從一個政府。答案是他們傾向於自我奴役，或讓自己被暴君統治。從奴役中獲得自由，並不是通過暴力行動，而是通過拒絕服務。當人民撤回他們的支持時，暴君就會倒臺。”

拉博埃西因此被視為現代公民不服從理論的先驅，從甘地到馬丁路德金、哈維爾等，公民不服從無論從理論到實踐都已相當成熟。當代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不少自由的覺醒者因此作出了爭自由的努力，拒絕繼續延續奴隸的身份，而官府於是不遺餘力地打壓，著名投資人王功權被捕就是著名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與王功權同為萬通創始人之一的馮侖在近期接受採訪時說了許多話，認為企業家做公知，是男人“進女澡堂，這是流氓行為，會被抓起來”。還說“看別人進洞房自己高潮，幹嘛啊？”；認為公知說的話沒什麼用，相對於企業家而言，公知是被“淨根”的人，甚至“公知有時候較勁，都是時空有限，他就活那麼幾十年，而且觀念的爭論很容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在沒有法制的情況下，爭論可能會演化為街頭暴力。”企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才是真金白銀──“遠比公知似的標簽化語言更有實際作用”，他認為自己很本分只做房地產，所以“尤其是媒體與公知不能綁架企業家，非要企業家去追求真理，企業家只受資本綁架”。他對自己很滿意，因為“民營企業當年注冊個公司都不容易，今天一塊錢就能注冊公司；當年做公司時沒人給你投資，現在那麼多人給你投資；當年科長都不愛待見你，現在書記、市長都接見你。”──以前人們過得豬狗不如，現在“如”了，所以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如”。聯系前後語境，很難不讓人想到這會不會是對王功權的暗刺明諷：那只裝病的獅子現在對他很好，王功權這只“狐貍”非要去揭穿獅子裝病的把戲，被吃了也是活該。

顯然，馮侖不是拉博埃西筆下那些被習慣和培養造就的懵懂自甘奴，而是經過了“理性”選擇的自甘奴。作為曾經的同道兼友人，他不是不能理解王功權因不堪忍受腐敗和奴役而奮起的行動，他是有選擇的，他認為商人只應悶聲發大財，別管閑事，不然便是“圖樣圖森破”。

伯林所謂的消極自由是免於強制的自由，無害於他人同等的自由是其邊界，將消極自由和公然的自甘奴役混為一談，則是大大的誤解。暴政下的怯懦原本可理解，但保持沉默，至少不對遭到迫害的爭取自由者落井下石本是消極自由的邊界，再往前一步協助迫害，便突破底線，變成暴政幫兇的奴才。賺錢就是企業家對社會的最大貢獻──這話固然不錯，但賺錢也該有倫理邊界，像王功權一樣必須對商業倫理進行篩選才能確立賺錢的正當性，不知馮侖們是否也會考慮這問題？是不是在他們那裡，“書記、市長都接見你”遠比商業倫理的檢驗和自律更為重要。

王功權的存在或許確實使得一批原本悶聲發大財的企業家們的生活與事業正當性受到了某種挑戰，侵犯了他們的“被奴役權”（中國特色下的一種廣泛“權利”）──如拉博埃西所說：“與其說是失去了自由，還不如說是贏得了奴役。”王功權要站著賺錢，要人格尊嚴，這讓很大一批“慣看春風秋月”的企業家們不舒服，大家都跪著，你幹嘛站著？不服、不屑、不忿──就像凱爾泰斯小說裡的囚徒、一種奴格尊嚴受到侵犯後的爆發，全都在這嬉笑怒罵的“男廁所、女廁所、澡堂、洞房、高潮”等低俗比喻中噴薄出來，不對王功權這個落井人飽以巨石無以安眠，無以捍衛其奴尊奴格，無以重建其跪族快樂生活的正當性。這當然也是種及時的切割，以保証能一如既往地被“書記、市長接見”。

當代中國還有無數拉博埃西筆下的自願奴役者，如其所言，是習慣和培養的產物，故應以同情為主，但除此之外，像每個極權國家後期一樣，還有無數利益計算後精心選擇的自甘奴。

這或許至少暫時會讓人沮喪，依然需要自由本身的蔓延去改變，當越來越多人像拉博埃西說的那樣，只要有自由的意願，放下扶持的手、停下步趨的腳、閉上諂媚的嘴，或許，奴役終會被蠶食消亡──哪怕它是個夢，至少也是美夢。

推薦閱讀：《反暴君論》（ Vindiciae Conrtra Tyrannos） 拉博埃西 / “布魯圖斯”，譯林出版社201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