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別讓自己的靈魂和敵人一樣墮落
沒有官方拜會行程、沒有會見政府高層，享譽全球憲法學界的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Albie Sachs，將上週全部的時間都給了與台灣公民社會的對話上，從憲法人權到轉型正義，連續五場爆滿的演講與座談，不僅颳起了一陣許久未見的知性旋風，Sachs以生命實踐理念、以行動捍衛正義的典範，更是為台灣社會帶來了無限的感動與啟示。
Albie生長在立陶宛的猶太雙親，目睹了前蘇聯政體如何縱容對猶太人的歧視與暴虐，移民南非之後，倆人不僅積極投入社會改革與政治運動，更挺身反抗南非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apartheid)政策，Albie的母親甚至擔任當時最重要的黑人政治團體「非洲國民議會」領導人的秘書。這樣的家庭成長背景，讓Albie自幼即視不同膚色的男女為平等獨立的個體。雖然因此讓他與相同膚色的白人小孩格格不入，但也使他養成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從17歲法律系大三因參與抗議種族隔離的公民運動而遭逮捕開始，到31歲遭到逼迫離開南非為止，Albie為了捍衛黑人的人權、為了建立憲政的民主，不斷遭到南非白人政府以不公義的惡法逮捕拘禁。甚至在流亡海外時，還一度被烙上恐怖份子的標記。「既是法律守護者，又是法律破壞者」的椎心經歷，讓Sachs對於如何「使法律與正義接軌」，懷抱著遠遠超越熟稔法學理論的法律人的真誠體會與思想深度。更令人感動的是，即使經歷了南非國安特務以炸彈暗殺而失去右臂的慘劇，Albie不僅始終反對以恐怖活動的方式推翻白人政府，更在多年之後寬恕了那位奉命行事的刺客。
Sachs深信，「以牙還牙」只會讓自己最後與敵人淪為一丘之貉，讓自己的靈魂與暴政者一樣墮落。對於Albie而言，只有堅持自己道德的高度與核心的價值，才能讓自己生成堅持到底的勇氣與毅力。也只有讓自己的行為準則比敵人更為高尚、讓自己的信仰深度更為敵人所難以企及，才能獲得最終的勝利。Albie Sachs從來沒有讓自身經歷的苦痛蒙蔽了自己的心智與視野，他十分清楚，真正的敵人並非白人族群，而是違背正義的「白人至上體制」。
正是如此的胸襟，讓Albie完成了他著名的「溫柔復仇」。讓所有南非人民都能獲得自由與人權，遠比囚禁、毆打、凌虐那些曾經如此對待他的人，更是溫柔卻有力的復仇。也正是如此的氣度，才能帶領南非這個原本幾乎要陷入種族相互屠戮悲劇的國家，藉由1994年新憲法的誕生，建立了尊重人性尊嚴與實踐平等自由的民主憲政，也透過暴政真相的發掘達成真正的和解，撫平過往傷痛，實踐轉型正義，讓全南非人民真正團結在一起成為命運共同體。
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許多大法官而言，Sachs是一位在南非憲法法院做出許多前瞻進步、膾炙人口判決的優秀同儕，也是一位值得敬重信賴的好友。對於筆者而言，雖僅與他短暫相處交談，卻已能感受到Sachs熾熱的誠摯，而深深覺得真正墊高Sachs生命價值的，並非是大法官的名銜，而是他「自由人權鬥士」的身份，更是他所具備「崇高信念的堅持」與「實踐信念的勇氣」。
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台灣同樣歷經一段血淚滄桑的歷史、同樣曾經出現犧牲奮鬥的先賢。然而，與南非不同的是，儘管發生了政黨輪替，轉型正義卻還未能在台灣真正落實；儘管歷經了七次修憲，在中國威脅利誘的陰影之下，這部憲法還是未能真正讓我們成為緊密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或許，我們還要歷經許久努力，才能讓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真正體認，大家其實都在一條船上，必須同舟共濟；我們還要投入更多奮鬥，才能讓台灣人民看清，在國共交流的互易下，其實大多數的利益都為少數權貴集團所攫取，而所有的苦果，卻為台灣人民所共嚐。
在這場艱辛的戰役中，我們要捍衛的，是台灣的民主自由；我們要追求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放任自己傷害民主法治，才不能縱容自己與黑金共舞，更不能讓自己淪落到和對手競爭「到底誰比較墮落」的不堪田地。如果連這個基本要求都無法做到，又何能侈言帶領台灣走向正常國家的願景？
看著九月政爭舞台上的各個廟堂高官，沒有絲毫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與榮譽心，不僅紛紛推諉卸責，還在厚顏無恥的交相指責、競相比爛，不禁感到一陣深沈的悲哀。
Albie生長在立陶宛的猶太雙親，目睹了前蘇聯政體如何縱容對猶太人的歧視與暴虐，移民南非之後，倆人不僅積極投入社會改革與政治運動，更挺身反抗南非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apartheid)政策，Albie的母親甚至擔任當時最重要的黑人政治團體「非洲國民議會」領導人的秘書。這樣的家庭成長背景，讓Albie自幼即視不同膚色的男女為平等獨立的個體。雖然因此讓他與相同膚色的白人小孩格格不入，但也使他養成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從17歲法律系大三因參與抗議種族隔離的公民運動而遭逮捕開始，到31歲遭到逼迫離開南非為止，Albie為了捍衛黑人的人權、為了建立憲政的民主，不斷遭到南非白人政府以不公義的惡法逮捕拘禁。甚至在流亡海外時，還一度被烙上恐怖份子的標記。「既是法律守護者，又是法律破壞者」的椎心經歷，讓Sachs對於如何「使法律與正義接軌」，懷抱著遠遠超越熟稔法學理論的法律人的真誠體會與思想深度。更令人感動的是，即使經歷了南非國安特務以炸彈暗殺而失去右臂的慘劇，Albie不僅始終反對以恐怖活動的方式推翻白人政府，更在多年之後寬恕了那位奉命行事的刺客。
Sachs深信，「以牙還牙」只會讓自己最後與敵人淪為一丘之貉，讓自己的靈魂與暴政者一樣墮落。對於Albie而言，只有堅持自己道德的高度與核心的價值，才能讓自己生成堅持到底的勇氣與毅力。也只有讓自己的行為準則比敵人更為高尚、讓自己的信仰深度更為敵人所難以企及，才能獲得最終的勝利。Albie Sachs從來沒有讓自身經歷的苦痛蒙蔽了自己的心智與視野，他十分清楚，真正的敵人並非白人族群，而是違背正義的「白人至上體制」。
正是如此的胸襟，讓Albie完成了他著名的「溫柔復仇」。讓所有南非人民都能獲得自由與人權，遠比囚禁、毆打、凌虐那些曾經如此對待他的人，更是溫柔卻有力的復仇。也正是如此的氣度，才能帶領南非這個原本幾乎要陷入種族相互屠戮悲劇的國家，藉由1994年新憲法的誕生，建立了尊重人性尊嚴與實踐平等自由的民主憲政，也透過暴政真相的發掘達成真正的和解，撫平過往傷痛，實踐轉型正義，讓全南非人民真正團結在一起成為命運共同體。
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許多大法官而言，Sachs是一位在南非憲法法院做出許多前瞻進步、膾炙人口判決的優秀同儕，也是一位值得敬重信賴的好友。對於筆者而言，雖僅與他短暫相處交談，卻已能感受到Sachs熾熱的誠摯，而深深覺得真正墊高Sachs生命價值的，並非是大法官的名銜，而是他「自由人權鬥士」的身份，更是他所具備「崇高信念的堅持」與「實踐信念的勇氣」。
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台灣同樣歷經一段血淚滄桑的歷史、同樣曾經出現犧牲奮鬥的先賢。然而，與南非不同的是，儘管發生了政黨輪替，轉型正義卻還未能在台灣真正落實；儘管歷經了七次修憲，在中國威脅利誘的陰影之下，這部憲法還是未能真正讓我們成為緊密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或許，我們還要歷經許久努力，才能讓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真正體認，大家其實都在一條船上，必須同舟共濟；我們還要投入更多奮鬥，才能讓台灣人民看清，在國共交流的互易下，其實大多數的利益都為少數權貴集團所攫取，而所有的苦果，卻為台灣人民所共嚐。
在這場艱辛的戰役中，我們要捍衛的，是台灣的民主自由；我們要追求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放任自己傷害民主法治，才不能縱容自己與黑金共舞，更不能讓自己淪落到和對手競爭「到底誰比較墮落」的不堪田地。如果連這個基本要求都無法做到，又何能侈言帶領台灣走向正常國家的願景？
看著九月政爭舞台上的各個廟堂高官，沒有絲毫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與榮譽心，不僅紛紛推諉卸責，還在厚顏無恥的交相指責、競相比爛，不禁感到一陣深沈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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