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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理解的2013美國重返中東
我今年執行了個人的“重返亞洲”計畫：我在2013年裏分別去了韓國、日本、越南和中國（兩次）。可寫的東西當然很多，例如中國的新領導班子、日本的安倍經濟學、中日爭端，以及朝鮮半島核問題的緊張態勢。不過，我不止一次發現，自己明明坐在東亞某賓館的房間裏，手頭卻寫著中東的事情。
被中東貌似緊急的消息轉移注意力——這種傾向不僅僅是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病，同時也反映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兩難境地。理論上，美國致力於重返亞洲，會將亞洲事務擺在其外交政策最核心的位置。但實踐中，正如近日一位美國官員向我解釋的那樣：“白宮忙於危機管理，而外交政策領域中90%的危機都來自中東。”2013年確實是這樣：這一年的危機有敘利亞內戰、埃及軍事政變，以及伊朗核問題重要談判的開啟。
在約翰•克裏(John Kerry)就任美國國務卿第一年的全年時間裏，美國重返中東的政策得到了鞏固。在早前與新團隊的一次見面會上，克裏被告知，他的前任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選擇上任後首訪亞洲，以此來釋放信號。他們禮貌地建議克裏採取同樣的做法。但他對此完全不感興趣，明確表示他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國外交政策最傳統的優先事務上——中東和平進程。克裏沿襲了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等許多傑出前任的傳統，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尋找解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聖杯。這位元美國國務卿訪問該地區的次數實在太多了，以至於他現在開玩笑說，自己是去聖地上班。
克裏對工作重點的選擇出人意料，體現在兩方面：他不僅不選亞洲而選擇了中東，還堅持把目光鎖定在以巴和平進程上，而非鎖定在按理來說更緊迫的政治和人道主義問題上——例如目前已造成超過10萬人死亡的敘利亞衝突、埃及的嚴重騷亂、以及伊朗核計畫引發的緊張局勢。實際上，今年以來，克裏逐漸深入參與了上述所有問題，但他一直保持著對以巴雙方的壓力。
由於美國向中東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有些事情就不得不放一放。這個事就是奧巴馬大肆宣傳的重返亞洲戰略。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是10月份奧巴馬總統爽約，沒有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美國總統缺席，讓新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成為會場的主角。事實上，奧巴馬缺席的原因是一場國內危機——預算僵局，讓奧巴馬確信不能在那時離開華盛頓。但亞洲對此的解讀是，美國重返亞洲的計畫還沒有真正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不過，諷刺的是，儘管奧巴馬政府因把注意力轉回中東而受到亞洲的嚴厲批評，但恰恰是許多中東的政策制定者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美國一心打算把力量撤出中東。
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無疑將減少其在大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與此同時，美國處理敘利亞和伊朗問題的方式使一些人更加懷疑，美國參與該地區事務的意願正在下降。沙特和以色列認為，美國急於跟伊朗達成協議，意味著它想在伊核問題上金盆洗手。與此類似，美國在對敘動武的問題上猶豫不決，也被解讀為參與意願下降的標誌。諷刺的是，重返亞洲的說法雖然愈發遭到亞洲本身的嘲笑，但仍然受到中東國家的認真對待。最後一個表明美國可能有意撤出中東的“證據”是該國石油和天然氣產量猛增。
奧巴馬政府的官員表示，所有這些美國從中東“撤退”的言論都是荒謬的。一位官員爭辯道：“如果你認為正常參與的標準是在伊拉克駐軍4萬、同時在阿富汗進行另一場戰爭，那麼撤退的說法才算成立。但以任何正常的標準衡量，我們目前都在深度參與中東事務。”
的確，在認為美國過度參與中東事務、和認為美國撤出速度太快這兩撥人的爭論中，那些強調美國將繼續保持參與深度之人的觀點更能站住腳。不管是與伊朗的核談判、以巴問題，還是埃及國內事務或海灣地區安全，美國都在忙於處理各種中東問題。
實際上，那些敦促美國轉向亞洲、實現外交政策再平衡之人當初的洞見仍然具有參考價值。東亞和南亞的人口數超過世界人口總數的一半，這兩個地區位於全球經濟的中心。政治和戰略實力也在轉向中國、印度和它們的鄰國。所以，還是難以理解，美國的政策制定者為何要花九成的時間發愁怎麼解決中東問題——這個地區的人口數（加上伊朗和土耳其）也只有中國一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如果在美國官員與阿拉伯世界“較勁”時，東亞地區的和諧程度到了其問題可以被安全擱置的地步，那麼事情可以兩說。但日本和中國比過去許多年都更加接近衝突的邊緣。假如這兩個巨頭明年動起手來，美國官員或許會為2013年是美國重返中東的一年而後悔。
譯者/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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