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太太和她的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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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太太和她的公子

劉航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11月05日

由於受雇於一家位於美國東海岸賓夕法尼亞州的天主教慈善組織下屬的盈利性留學服務專案，該專案面向中國大陸招生，幫助他們到美國就讀賓州附近的幾所協議天主教私立高中，使得我有機會接觸一群從大陸來的小留學生。他們集中住在我們的項目園區，白天專車負責接送他們去附近的天主教私立高中念書。

作為文化顧問，除了招生，我的另一個職責是關照他們的學習生活。這幾十個來自中國各地的小留學生大多來自非權即富的家庭，多數愛好物質享受和網路遊戲；從個性來看，有的追求學業完美，目標直指常青藤大學；有的飛揚跋扈，滿嘴粗陋之言，活像小太保小太妹；有的談吐文雅，猜想多是來自書香門第。

我最瞭解的一個學生權叫他“公子”，爸爸是北京的一名高級官員，媽媽是一所學校接近退休的老師，屬於老來得子。公子比其他學生小，剛滿十五，但心智成熟、知理知節、能言善辯。他在去年8月來到美國，他媽媽前來陪讀（這是我認識的唯一一位元捨得放棄國內熱鬧生活來陪讀的家長），因而我有幸認識了這位元官太太。由於母子倆住在我們項目園區，所以經常邀我一起共用便餐，於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到了官太太熬制的野生蟲草靈芝湯。一次，公子端著一碗蟲草湯熱情地對我說：“老師，你多喝點，我在國內都喝膩了。”“傻兒子，千萬別這麼拿出去說！”老媽立即喝止。每次充當車夫和翻譯，陪娘倆兒去購物，花費著實讓我咋舌，拿電子消費品來說，要最炫的蘋果產品、最高帶寬的手機套餐、最好的手機貼膜……。

相處了一些時日，公子媽覺得我是個率直仁義的小弟，於是拉家常也多起來。一般她說我聽，有意無意間闖入我耳朵的“後宮生活”令人大開眼界：朋友送的蟲草、家裏的名車、贈送的商務艙越洋機票，不勝枚舉。我知道這些都是非同一般的權力、財富、膽量、心機才能搞定的東西，說實話，雖然去國之心已定、歸國之心已涼，但能和這對來自母國官家的母子茶談共敘，還是自感“沾光不少”。畢竟，你我江湖庶民，哪有機會結識廟堂之主，還能有平起平坐的虛榮？

一天，公子放學回家，在園區的草地上被其他幾個中國同學瘋狂地追逐攔截，被半真半假地按在地上，把潔白的校服搞得滿是泥巴。因為我是專案人員，公子他媽給我打電話叫我一同過去看看。一路上，我最擔心官太太看到兒子這般受虐，會當面呵斥鬧事學生，而這些學生又不買賬，形成尷尬的對峙。當我們到達案發現場，公子仍被小太保們騎在身上，見到我們到來便作鳥獸散。沒想到母親並未發火，而是將兒子拉起來，拾起書包，平緩地對追打公子的學生說道：“你們和我兒子一起玩玩沒有問題，他比你們矮兩個頭，而且對草地過敏，以後還是有個度吧。你們都是大孩子了，都在異國他鄉，都是中國人，應該像哥哥一樣保護弟弟才是。”

由於這種行為在美國屬於欺淩事件，我彙報給了校長。專案方取證調查後決定嚴懲，考慮開除這幾個肇事學生。我將處理意見告知母子，公子松了一口氣說：“他們後來在學校威脅我，說只要敢去告狀，回國後搞死我。哼，我還怕他們嗎，比他們黑的我都見過。不過開除他們最好，免得騷擾我，影響我學習。”官太太問兒子：“要不叫爸爸派個警衛來美國陪你吧。”當時我將信將疑，這個也是可行方案？不過，該提議立即被兒子拒絕：“這個就算了，興師動眾讓我以後和同學怎麼處啊。”“好吧，你也不要太當回事兒了，也當磨練自己，更多其他同學不是對你很和善嗎。何況你小時候也刁蠻過，原諒他們吧，”母親安慰兒子。

後來陪官太太去見校長，她竟在校方面前為小太保們求情：“我和兒子考慮了幾天，覺得這幾個同學和我們一樣，遠渡重洋求學也不容易，就這樣把他們開除掉，讓他們的父母情何以堪。孩子畢竟是孩子，我和兒子希望再給他們一次改正的機會。”校長最終還是成全了母子的意思。到了春節，孩子們還沒放假，官太太準備了豐盛的年夜飯，我竟看到曾經欺負公子的小太保們和公子圍坐在餐桌前，打打鬧鬧，其樂融融，我甚至還在揣度公子媽這麼做是不是為了“討好”下太保們。飯畢客人散去後，聽到她給孩子他爹在電話裏的嘮叨：“上次派警衛的事當我沒說啊。這些孩子平時美國餐吃得不好，經常跑到我這裏來要吃的，我怎麼忍心拒絕，哪怕喝點我煲的湯，下點餃子，他們都說好香，對阿姨感激不盡……你大年夜還在北京值班，夠辛苦的，今年上訪有去年多嗎……”

再後來，公子的爸爸來美探望，於是有了晚餐後陪他們全家一起散步的機會。“領導”話很少，保持一貫沉穩作風，但也不時當著孩子面，迸出些心裏話，我想可能國外人煙稀少，除了陌生洋人便是藍天白雲，正是釋放壓力的好時候罷。官太太想讓兒子更多接觸瞭解美國社會，於是向我提議帶他兒子去總統投票現場觀摩；而她本人也比較有宗教情結，雖然沒有正式皈依哪門宗教，但經常好奇地詢問我基督教的東西，也很尊重別人的信仰。丈夫來了以後，她提出讓我帶他老公去教堂體驗儀式。

記得那天正逢周日禮拜，夫妻二人穿戴整潔，問我彌撒儀式中間該做什麼。作為天主教徒，我告訴他們，為你們彼此相隔萬里最愛的人祈禱，其他跟著我做就好了。彌撒中間，我跪下向主虔拜認罪，悔過自己在思言行上的過失。余光所及，“領導”竟也跪下，我想，這是怎樣的一跪呢。

下午休息聊天的時候，我問“領導”要不要一起看部電影，一部是艾未未製作的《老媽蹄花》，一部是紐約城市大學夏明教授參與拍攝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提名、記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劫後天府淚縱橫》。他說好，就看第一部吧，於是我們品著大棗蟲草湯，將自己置身於那神奇國度裏“行為藝術般的官民談判”（當時是艾未未被阻撓出庭為譚作人作證，自己挨打、同事被警方扣押後，和浦志強、劉曉原律師一起面對面與成都警方展開談判的過程）。影畢，“領導”沒能站在艾一邊，但也無奈搖頭於時局。一旁做作業的公子突然冒出一句“那個藝術家是誰？”我說，這個大胖子藝術家設計過鳥巢體育館，在西方人眼裏，他是“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也被《Smithsonian》雜誌冠以“中國最危險人物”（《Is Ai Weiwei the most dangerous man?》）。

臨近公子爹要回國的前幾日，我總看見“領導”靜靜地坐在兒子身邊，在滴答滴答的時鐘聲下看著兒子做功課，每晚如此。父子對話極少，基本是老子問一句，兒子答半句。後來孩子他媽告訴我，多年來因為丈夫工作的特殊安排，父子聚少離多。她還說，那天兒子終於忍不住了，激動地質問父親：“那麼多年你從來就沒好好陪過我，總是板起個臉，都是我媽一手……。”聽罷此話，才有了“領導”輾轉反側；才有了陪兒子功書；才有了睡前和兒子“摔跤”溝通；才有了早上7點起床，陪兒子吃早餐，給他背上書包，目送他在飄雪的早晨中搭上校車。

今年6月，這對母子在一學年結束後離開我們的項目回國。據說兒子正在接受國內相熟的、最好的英文專家單獨輔導，為不久後申請美國大學做準備。前陣子，官太太告訴我她打的時被車撞了，正在住院手術治療。她說那家計程車公司連連道歉，沒兩天就給她寫了張大額支票。我問她是給交管局打了招呼吧，她說是。躺在病床上，儘管電話裏推辭了許多人來探望，“達官貴人”還是絡繹不絕，搞得她傷口遲遲不能癒合，疼痛難忍，心氣不寧。於是又請來佛教僧侶、基督徒來為自己誦念祈禱。我安慰她：“不要怕，你行善多多，你信菩薩也好，上帝也好，會保佑你的。”

鑒於她家的權力背景，我常對官太太把類似這種私人境況和想法傾吐給我感到詫異；我也半開玩笑告訴她，作為和你現在沒有、今後也不會有利益沾染的北美小民，我深刻理解你對“國內身邊很多人根本不敢多說”的孤獨。

她也關心我最近忙些啥，我說寫寫關於國內的稿子。她好心給我推薦，“瞭解國內情況，多看看強國網吧。” 這讓我想起大半年前，她在美國打探有啥好看的新聞，我說多看看《紐約時報》、中國數字時代吧。我其實很想聽聽她的回饋，她只淡淡說開了眼界，但終究沒有再討論下去。

在偶爾的留言問候中得知，官太太因為療傷，讓公子去看望她個人義務贍養的一位年老阿婆和資助的弱勢兒童，她還計畫著出院後去趟福利院，為那裏的孩子們送去過冬的衣被。這些善行讓我想起夫婦二人，包括公子在美國時，為人處事、對待家人和他人的包容、關愛和規勸；我把這些前前後後分佈於不同時空的善舉串起來，開始愈發減少對他們刻意行善抵贖的揣度，言行的一致讓我內心更多感到他們純真良善的一面。

我試圖儘量客觀地表達我所體察的他們。但其實，當這裏使用“我”和“他們”的時候，潛意識裏的階層割裂已經很明顯和中國現實呼應，這種現實映照已經讓我無法完全客觀公正。他們的生活在我看來體現了無數個對比空間：荒唐的制度與理性的個人、暴力機器與配合機器的螺絲釘、權力的有恃無恐與權力的戰戰兢兢、對現世物欲的執著與對超性生命的搖擺不定。

我最擔心的還是公子，倘若（我想是多半了）有一天，他懷揣普世價值、人文關懷與憲政理念回到中國，和他父親一樣成為共產機器的一部分，是會像艾未未說的“一旦體會過自由，就再也不想失去它”呢？還是會帶動這部機器越轉越快？選票站和聖經的體會，會對他有所觸動嗎？

想想自己，出生於1980年代，沒有經歷過浩劫，家裏也沒有任何權勢；除了一套為父親保衛了將近20年的房子被強拆外，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權利觀念的水位猛漲”，似乎還屬於小資情調、閒適中產的那種。美國的生活有時真的很單調，隔著太平洋探頭遙望神州大地上觥籌交錯和閃閃發光的金錢權力，常以“自我放逐”聊以自慰、修身養性。終究，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放逐，比起逐年增加的“被放逐”到美利堅的中國的“不乖派”們（秦暉老師所言），畢竟日子好過得多，畢竟還有回到自己祖國的權利。

我拷問自己，某一天若是帶著賺錢的項目回國，面對久違和殘酷的市場而神色慌張，能不能克制自己不向官太太朋友求助呢？我是一個家裏幾代傳承的基督徒，但面對“人性之軟弱、之惡”，我仍然想不通缺少了籠子綁束，人怎麼可能始終善用權力以謀善道。

劉航是自由撰稿人，現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