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式微，誰來主導世界新秩序
羅傑·科恩
2013年11月22日
倫敦——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獄中劄記》(Prison Notebooks)中寫道：「危機恰恰在於，舊的東西已經死亡，但新的東西尚不能誕生。在這種空白時期，會出現許多不同的反常現象。」
眼下，世界正在再次經歷一個空白時期，因為老牌列強專註於自身問題，新興的大國又無意參與全球事務，這個世界搖擺不定。後9·11時代結束了，留下了一個疲憊不堪的美國。
反常現象包括：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不能正常行使職能，敘利亞的流血衝突仍在持續，美國經濟令中產階級受到擠壓，歐洲年輕人失業率高企。但是有人想接過超級大國的旗幟嗎？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3％的美國人認為，總統應該把精力集中在國內政策上，6％的人認為他應該優先側重外交事務。這創下了皮尤調查「國家優先重點」15年以來，人們關心外交政策的最低記錄。2007年時，39％的人認為總統的首要重點應該是國內事務，40％的人認為是國外事務。
就是在這種國民情緒的推動下，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即將從阿富汗撤軍，在最後關頭放棄對敘利亞進行軍事打擊，並可能很快與伊朗在核問題上達成臨時（且相當不錯的）協議。如果有哪個說法被美國人牢記在了心裡，它來自於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以後，凡是建議總統把地面部隊再次大量派往亞洲、中東或非洲的國防部長，都應該像麥克亞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巧妙指出的那樣，去『檢查一下腦袋』。」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斷送的大量生命和財富——美國想要忘記，而非設法去紀念的這些戰爭——部分解釋了美國「向內轉」的原因。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人們感覺到，某些東西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被扭曲了，對於很多人而言，辛勤工作和回報之間，似乎已經失去了關係。但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原因：人們已經發現，權力正在轉移，因而希望美國在魯莽行事10年之後，現在能夠節約使用資源，這是一種非常美國式的實用主義，
筋疲力竭的大英帝國在氣數衰落時，把全球霸權交給了美國，那是一個相對順暢無縫的過渡，好像是堂兄弟之間的交接。如今，美國焦頭爛額的遭遇讓大家幸災樂禍，但沒有人想要接過權杖。
歐盟的雄心從未如此受到局限。內部的問題，特別是那些跟歐元有關的問題，消耗了它的精力，讓它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在可預見的將來，歐洲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去討論它的內部架構問題，而不是定義外部目標。
作為融合計劃發動機的法德聯盟，已經脆弱到了接近破裂的程度。德國不再那麼需要法國，而且已經拋開了很多相關的情節，但由於歷史原因和它專註於自身的態度，德國的影響力無法與其實力處於同一級別。它的所作所為足以防止歐洲崩潰，但不足以讓歐洲重新獲得動力。美國「向內轉」的時候，歐洲也專註在內部事務上，除了自身危機之外，它無法在任何危機中發揮領導作用。
而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首先是一股破壞力量，仍然受到這樣一個概念的推動：援引普京的說法，蘇聯解體是「那個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俄羅斯的雄心壯志就是將時鐘往回調。
中國作為這個沒人想要的世界的未來繼承人，幾乎沒有在敘利亞問題上說出任何話，在伊朗問題上就說得更少了。它的口號是「穩定」，著眼於在本世紀中葉達到完全發展階段。中國仍然需要美國在亞洲作為一種制衡力量。它在避免美國出現經濟崩潰上有著巨大利益。和平崛起意味著謹慎的崛起。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眼下對給世界打造新的組織規則都沒有表現出太大興趣。
也許，這些規則現在由技術、社交網絡和個人理想這些地緣政治傳統觀念之外的因素來定義了。但是，這只是「我們對眼下世界的空白期還知之甚少」的另外一種說法。
現在距離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總統將朝鮮、伊拉克和伊朗稱之為「邪惡軸心」僅僅才過了十多年，那是一個不適當的說法，孕育了災難性後果。自那時起，美國已經受到了很多慘痛教訓。
可能與伊朗達成的協議，以及德黑蘭和華盛頓之間關於一系列問題的對話，遠遠超出了核問題的範疇。伊朗革命是一場反對西方霸權的革命（就像核計劃首先代表的是對技術自主能力的宣示一樣）。在30多年的時間中，對立佔據了上風。如果美國和伊朗能夠達成一些和解，它將是很長一段時間中最有力的信號，表示美國願意重新考慮自己在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所採取的全球戰略。
空白時期是危險的——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好用新的方式來思考已經變化的權力結構的話，它還會變得加倍地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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