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或「日治」，歷史稱謂挑起台灣政治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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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或「日治」，歷史稱謂挑起台灣政治波瀾

徐和謙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9月05日

一場有關特殊歷史時期如何稱呼的字詞之爭，在台灣延燒數月，引發了台灣各界的史觀博弈，更隱示出臺灣如何看待日本，又如何界定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1895年至1945年，是日本佔領台灣的歷史時期，在台灣素有兩種用語指代：「日據」與「日治」。傳統上，在台灣光復後的四十多年裡，一度居於主流地位的是「日據」的用法，含有「台灣是被日本從中國佔據而去」的潛台詞，更認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一脈相承的國族立場。相對而言，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大部分的公文、教材、出版物和影視音作品裡，多以「日據」時期，作為稱呼日本殖民五十年期間的提法。而這一提法，至今也仍然是大陸提及台灣此段歷史時期的標準用法。

然而自1997年李登輝執政後期，台灣教育部開始在中學的歷史、地理和社會課，啟用官方編纂的《認識台灣》系列教科書以來，相對而言更形承認日本統治合法性的「日治」一詞，就取代了 「日據」，成為教科書上的主流提法，影響也擴及社會其他層面，日漸成為當前臺灣社會的主流稱呼。這一稱呼是「日本治理」或「日本殖民統治」的略稱，使用者除了挑剔「日據」一詞的敵我立場鮮明情緒化特點，同時表達更深一層的立場：挑戰甚或否定「台灣本應屬於中國」的認識框架，並透過更進一步地承認日本統治的有效性與合法性，來顯示台灣迥異於中國大陸的歷史經驗和國族情感。

2007年，在陳水扁政府執政的尾聲，當時的台灣教育部，還曾經頒佈過一份《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劃》，要求編寫教材的民間出版商「參酌使用」 ，並正式將「日據」一詞歸類為「不客觀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 自此之後，負責於民間所編的各版本教科書出版之前，審查教材內容的台灣教育部「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均以「日治」的提法為圭臬；若民間出版社再使用「日據」一詞則會被要求修改，否則該教材不允許出版，各級學校也不得選用。

2013年6月24日，台灣學者、「兩岸統合學會」祕書長謝大寧在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文章，披露該學會成員自編歷史教科書的波折際遇，反對「日治」的提法，引發論戰。

謝大寧回顧，教育部所遴聘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委員，在審查其所編纂的教材時明白指出，「你要用『日據』，我們就不準」。但謝大寧卻認為，既然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日本已經正式放棄自《馬關條約》以來從中國所侵奪的一切利益，為何還非得要承認日本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不可？謝大寧在文章中說，其所自編的教科書沒有依照台灣教育部頒定的《課程綱要》用語使用「日治」一詞，而逕改為「日據」，這是照顧「中華民國的國格尊嚴，也符合一字褒貶的春秋大義」。

謝大寧的文章一出，質疑聲驟起。身處立場拉鋸另一端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會」(下稱「審定委員會」)召集人，同時也是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長黃克武則在接受《聯合報》採訪 時表示，學術場合使用「日治」和「日據」的都有，但教科書需要統一，「沿用『日治』的社會成本最低。 而同樣反對「日據」提法的還有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她在自己的博客中發表文章《「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拿出一份1951年台灣省新聞處所發的公文為證據，意欲論證「日據」的提法係為國民黨黨國體制強加的產物，而原先「世俗每稱」、乃至要被這份公文通令矯正的「日治」，才是當年台灣本土社會在戰後慣用的說法。 此外，還有一些支持使用「日治」提法的學者也認為，「日據」意味著暫時性的軍事佔領；但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顯然不僅僅是「暫時性的軍事佔領」，而是在甲午戰爭後，透過完整的國際條約所履行的主權和領土之轉移。

隨後，台灣主流媒體之一、國族認同立場傾向於國民黨的《聯合報》，在一篇社論中斥責前述的意見。該報社論說，「用侵略戰爭以不平等的勒索條款佔據他國領土，尚不準謂其為『日據』，請問：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有幾個如此諂媚侵略者的『歷史學家』？」

隨著這場論戰升高，正反意見不斷在報刊上湧現，台灣總統馬英九終於在7月18日，出席由退伍軍人協會主辦的「紀念抗戰76周年大會」時表態：「我從小到大都用『日據』，但是我並不反對有人要用『日治』」。馬英九認為，人們對歷史有不同的看法和記憶，確實可以容許有討論的空間，「不宜硬性規定哪一個不準用，這樣才能讓不同的看法出來。」

在馬英九親自表態後的當天，台灣教育部才終於對這場延燒近月的論戰做出正式回應時間。宣佈教育部將會協調教材出版商與「審定委員會」，在「課綱容許的範圍內，給予最大自由度」。隨後，主張使用「日據」提法的教科書遂得以出版，與其他使用「日治」的版本在市面上並陳。教育部還決定，將另在課本中以名詞解釋的方式，向學生介紹「日治」和「日據」的立場差異與演變過程。

隨後，台灣的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還對這場論戰做出了更大動作的回應。在馬英九出面表態的四天之後，台灣行政院7月22日發出新聞稿表示，基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的立法意旨， 「在教科書審查上，行政院尊重教育部同時接受『日據』及『日治』用字的決定」。但是，台灣行政院稱，「從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而言」，未來該院處理公文時，將統一使用「日據」用語，「並通函中央及地方機關查照轉知所屬遵辦」。 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樺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則進一步說明道，韓國稱呼日本統治時期時也使用「日本強佔」或「日帝佔領」的提法。因此，政府的公文書使用「日據」稱呼，是「任何一個有尊嚴的國家都應該要使用的方式。」

即便如此，仍有反對之聲。在行政院做出於公文書上採行「日據」提法、並要求各級行政機關遵照辦理的決定後，與台灣中央政府同屬國民黨執政的臺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等地方政府，隨即響應，表態願配合執行。 然而，根據「中國評論新聞網」的報道，在由民進黨所執政的歷史文化古城——台南市，一向不諱言其台獨主張的市長賴清德則在市政會議上公開表示，行政院的指示「沒有必要性，也沒有正當性，徒增困擾」，而從教科書爭議衍生出對行政、公文用語的規範，更令他感到「錯愕和不解」，他還指示台南市政府所屬的行政單位，對於行政院的規定「不必拘泥」。

這場「日據」與「日治」之爭雖然各方堅持己見，但仍反映出近年來台灣人歷史觀的變化。

隨著台灣本身的歷史在教學中日益受到重視，這十餘年來教科書中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敘述不斷細化，加入了更多內容：除描述日軍進佔初期的武力鎮壓、日台種族間的差別待遇之外，日本對台灣的經濟投資、基礎建設和社會風俗秩序的現代化改造，與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開始接觸西方近代文明，同時又被捲入日本對外征戰的軍事動員，以及台灣在二戰中遭受同盟國軍隊轟炸等環節，都被正式列入台灣教育部所頒佈的用以指導民間教科書編纂的《課程綱要》當中。 一些日本人也逐步為台灣年輕一代熟悉甚至緬懷。例如在台灣西南平原修築「嘉南大圳」的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改良台灣稻種「蓬萊米」的農學家磯永吉，都成為教科書上相對正面的形象 。即便在教學上，教師們或許還是會說明：日本對台灣農技改良的研究、水利設施的肇興，根本目的還是要服務於鞏固殖民地統治的大局。

同時，「日治」史觀也是一些持台獨立場者，論述何以台灣不同、也不應屬於「中國」的張本。在「日治」史觀下，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相對於由漢人建立政權的明鄭時期，或與隸屬於中原王朝的「清領」(意謂「清朝領有」，亦為台灣教科書用詞)時期，並沒有在道德上或合法性上略顯虧損，只不過是台灣歷史身世中又一個不請自來的統治者罷了，何況在這段時期裏，至少還為台灣全島的現代化，與「台灣人」集體認同的形成打下了基礎。當然，既然日本殖民地官僚、清朝皇帝、鄭式父子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教科書上均能夠無分親疏、不論族類地等量齊觀的話，這也昭示著「日治」史觀的根本立論：即台灣這片土地自古以來，從來沒有理所當然地，必須屬於誰過；而此一立論主要針對的目標，不言自明，當然也就是「中國」——不論是歷史的、還是當下的。

這一次「日治」與「日據」論戰所觸發的政策轉折，也可視為馬英九執政路線和意識形態立場的一次政治宣示。繼他在2011年春節與內閣首長聚會時，主動要求台灣各部會在今後提及對岸時應稱呼其為「大陸」或「中國大陸」，而非民進黨執政時期所稱的「中國」之後 ，馬英九政府再一次從提法、稱謂的角度入手，試圖將民進黨執政時期由台獨觀念所影響的政策遺緒，拉回較為偏向國民黨所主張的主權觀念與國民黨式國族認同的軌道。

根據台灣官方通訊社中央社報道，馬英九曾表示，2013年12月，台灣會擴大慶祝《開羅宣言》發表七十周年——宣言是二次大戰期間由盟國領袖蔣介石、羅斯福與邱吉爾達成共識，宣佈台灣、澎湖應歸還予中華民國。 今年6月間，馬英九還曾在一場與台灣媒體主管的茶敘中，感性、興奮地談論《開羅宣言》的歷史意義和「台灣是怎麼回來的」。根據「中國評論新聞網」的報道，在引述《開羅宣言》中盟軍要求日本歸還自中國竊取之所有領土的原文表述時 ，馬英九說，「我第一次看到有條約用『竊取』這個字」，「而且還寫明是要還給中華民國，簡直是為我們量身訂製的」 。對於這份至今仍被部分持台獨主張者視為不具國際法效力、不足以片面決定台灣主權歸屬的文件 ，馬英九則用了一個英文字，來表達自己對《開羅宣言》旗幟鮮明的正面情感——「Amazing！」

對於馬英九政府願意就「日據」提法做出明確表態，並願意鄭重看待《開羅宣言》「使台灣回來」的歷史意義，一向反對台獨主張、對日本殖民台灣亦持全面否定批判立場的北京當局，應是樂見其成的，甚至有可能將之視為台灣方面進一步夯實兩岸政治互信的積極舉措。

即便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曾在5月間接受《聯合報》採訪時直接地說，「要大陸接受中華民國，無論從哪個角度，也不可能。」 但對於馬英九所採取的批駁日本佔領合法性的史觀立場，以及他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原繫於1945年代表中國收回台灣這塊前朝失土，並且在1949年後仍然有效統治、延續至今的主權伸張，作為對手的北京當局哪怕實難全盤買帳，但面對這位仍願意在歷史與文化層面保有若干中華民族情感的島內政治領袖，或許應亦已不忍批判，乃至在某個程度上還要暗感欣慰了。

這回在台灣延燒數月的「日據」和「日治」之爭，人們口中論的雖是日本，但心頭真正計較、以至在提法上必須寸土必爭的，卻仍然還是「中國」。更精確地說，台灣人正是藉著「要如何看待日本」的爭論，意圖用自己的方式來界定「中國」，並詮釋中國與這座島嶼的關係——究竟中國應該是台灣理所當然的歸宿？或者僅僅是台灣自我特殊身世下的其中一抹色彩？對於這座命運搖曳、幾經易手而人心敏感的島嶼，這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

徐和謙是台灣自由撰稿人。